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严复翻译

作者:袁素平 刊名:时代文学(下半月) 上传者:王伟良

【摘要】从生态翻译学的视域来看,严复翻译的巨大成功在于他把个人的才华、抱负与社会需求恰当地结合起来,作出了最佳的适应与选择,多维度地适应了包括社会环境、规范环境和心理环境等在内的翻译生态环境,真正实现了"译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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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严复(1854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是我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提出的“信达雅”原则言简意赅,影响至今;他译介的西方近代社会科学著作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维新派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鲁迅等人。对于严复的翻译,已有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给予了有见地的阐述与分析,但目前尚未见学者借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来研究其翻译。生态翻译学研究的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选择性适应的前提和依据(胡庚申,2011:7)。与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相比,生态翻译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让我们能够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评价译者和译事活动。本文就从拟生态翻译学的视域对严复的译介活动做一描述性的个案研究。1.严复翻译的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既包括“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也包括内在的译者生理和心理环境(许建忠,2009:61)”,是“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胡庚申,2011:7)”。严复生活的清末民初时期,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瓜分中国,西方各种思想、文化思潮也大量涌入,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人经历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开始转型。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当时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单纯的引进西方技艺并不能实现国富民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社会制度。当时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国保种,将目光瞄准西方。在这样的文化交流中,翻译活动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受重视。历史证明,这次的“西方之水”及时地为我们中华文化提供了新鲜的给养,正如季羡林曾指出,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许钧,2001:3)。随着救亡图存、维新变法运动的蓬勃开展,译介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学等就成为当时社会的潜在需求。严复曾在洋务派举办的福州船政学习英文与航海五年,毕业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台湾、日本。1877年被他派到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两年,期间曾游历法国,而当时的英法两国社会科学最发达,这些经历使得严复的思想播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种子,对他一生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严复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中学修养,而且一直有志报国,但仕途并不畅顺。甲午海战的惨败让他痛心疾首,更让他彻底惊醒。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之下,严复决定发挥自己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的优势,顺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从而实现惊醒世人、开启民智、振兴国家的伟大抱负。2.严复翻译的适应与选择自然环境的法则是“适者生存后”,人也不例外。但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人在适应环境的同时,还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译者要取得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译者要具备适应翻译环境的能力。……二是译者与翻译生态场其他主体的和谐共存(方梦之,2011:2)”。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中心,既要适应,又要选择:最佳的适应是选择性适应;最佳的选择是适应性选择。(胡庚申,2011:8)”。严复译介西方学说著作的目的是介绍西学思想,宣传自己的主张。他首选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以警告世人:不振作图强,就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自然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严复的适应与选择。19世纪末的中国主要由上层知识分子和官僚掌控。经过几次战争的失败,这些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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