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条件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

作者:李谷成;陈宁陆;闵锐 刊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上传者:胡莉芳

【摘要】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对中国农业分省污染排放量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应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78-2008年环境规制条件下省际农业TFP增长及其源泉进行实证分析,将农业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研究发现:①环境规制条件下农业TFP取得了一定增长,主要由前沿技术进步贡献,环境技术效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时间趋势上大致可以划分为6个阶段;②从资源、环境与增长的统筹兼顾来看,农业TFP及其增长模式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要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可能处于失衡状态;③以三大直辖市为代表的东部省区和西部青海、贵州和宁夏等边远省份直接主导着"农业环境技术创新";④是否考虑环境污染成本,对农业生产率核算会产生较大影响,并可能导致政策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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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以占世界不足10%的耕地成功养活了超过20%的人口,并成功地满足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所产生的新需求。但这些成功的取得并非没有代价,除了长期受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等资源条件的约束,农业还因为大量使用化学工业品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表明农业源污染已成为整个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在工业污染已经得到初步控制的背景下,农业源污染成为环境保护的控制关键。农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如何在资源刚性约束下确保农产品供需平衡,还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保护问题。但我国农业发展任务仍然很重,除了要继续保证世界最庞大人口的食物安全,还必须不断适应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如何统筹兼顾农业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三者的关系,已经成为农业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资源与发展的“两难困境”到资源、环境与发展的“三方纠结”,国家适时提出了“两型社会”战略构想,农业部门也相应提出了“两型农业”建设目标。传统增长理论主要致力于分析资源节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框架在协调两者的关系方面提供了一个合适分析工具。但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在考虑发展与资源的基础上引入环境因素,现有文献仍相对不足。尤其在农业领域,虽然传统TFP框架因为可以同时考察农业增长与资源节约方面的优势而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尚缺乏将增长、资源与环境纳入一个统一框架进行研究的文献。本文在传统TFP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环境因素,综合考察农业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统筹兼顾,这实际上为政府的“两型”理念提供了一个替代性分析框架。1文献综述传统增长理论致力于探索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决定性因素,这一过程中,TFP框架得到了广泛应用。该分析框架具有良好的系统性和结构框架,可以很好地描述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的统筹兼顾。例如,McMillan[1]、Lin[2]和Wen[3]等较早地对农业TFP增长进行了研究,大多认为改革初期农业TFP增长较快,计划经济时期则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Fan等[4]发现官方数据可能会夸大农业改革对TFP增长的贡献。受完全效率假设和“索洛余值”法影响,早期研究大都将TFP增长与技术进步等同起来,其实TFP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这一问题随着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tochasticFrontierApproach,SFA)和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为代表的生产前沿面方法的发展而逐渐被解决。其中,以Malmquist指数为代表的DEA技术应用较广泛,Lambertetal.[5]、顾海[6]和陈卫平[7]等,通过对农业加总数据的分解,认为转型期农业TFP增长较快,但波动较大,并且技术进步与效率损失并存。其次,HMB、Trnqvist-Theil指数等非参数技术也得到了一定应用,如李静[8]、陈卫平[9]等。SFA因为能够考虑随机因素的影响,较为符合农业生产的自然特征。例如,石慧[10]曾将TFP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这是对农业TFP最为详尽的分解之一。上述研究对帮助我们理解农业增长与资源节约的协调程度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们大都忽视了环境污染的影响。已有关于农业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上。例如,刘扬[11]和杜江[12]分别利用化肥、农药使用量与人均农业产出来做EKC检验,支持了农业面源污染的EKC假说。但这至少会存在三个问题:与工业不同,构成农业污染源的化肥、农药等恰恰是农业的重要投入,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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