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分析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区域差异

作者:杨红旻 刊名:高教探索 上传者:朱亚波

【摘要】判断高等教育区域差异合理性有三种价值标准,即学术层面的能力标准、经济层面的效率标准、政治层面的公平标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价值选择偏好导致"强势"与"弱势"区域分化加剧,以公平为价值目标的社会制度改革滞后又造成高等教育弱势区域的双重束缚。因此,发展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和民办高等教育制度,进行规则体系重建,实现三种价值标准的整合和行动者的权力制衡,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促进高等教育相对均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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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区域差异的价值判断由于历史文化积淀与人口、经济支撑能力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在不同区域间的发展从规模与结构来看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最终表现为不同区域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各种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问题是这种区域差异是否合理,即以何种标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区域差异现象进行价值判断,并以此为基础采取各种行动,制定政策及建构制度体系。目前对于高等教育区域差异,学者们一般以三种标准来判断其合理性。首先是学术层面的能力标准。很多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高水平的学术性教育,应当以具备相应学术能力的学生为主要对象,以选拔性考试的结果作为是否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杠杆。因此,无论哪个区域的高等教育接受者都应遵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具有普遍主义的价值标准,面对同样的评价标准和同样的被选拔的机会。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区域差异只能是能力差异引起的,而不应是其他原因。其次是经济层面的效率标准。当高等教育走向地方分权管理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区域经济支撑能力制约,同时又通过人才培养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应与经济、社会条件相适应相协调,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学者提出了与中国区域经济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发展布局的理论设想,以及增长点型、发展极型、重点发展区域型等三种区域发展模式[1];也有学者认为根据不同的劳动分工条件,区域间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也要分工合作,差异化发展[2]。其三是政治层面的公平标准。伴随着战后教育民主化思潮的发展,高等教育开始由原来的“少数人的特权”变为“有资格者的权利”,并推动各国高等教育进入到大众化阶段。“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各国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政策的价值目标,高等教育成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基于这种观念,一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在区域间的差距或不均衡程度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或应逐步缩小。如果区域差距或不均衡程度过大,就会影响高等教育公平目标的实现,这就要求政府采取一定措施进行干预,逐步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的差距。[3]高等教育区域差异的三种价值判断标准孰重孰轻?哪个应更优先?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必须看到,如果说前两种标准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公平的复制的话,后一种标准作为一种补救或纠正,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不能漠视的价值追求。即使以公平为目标的政府干预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高等教育传统理念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仍对公平标准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只要国家所采取的措施能确保高等教育机会平等,对这样有益的干预就不必担什么心。慎重地使用政府资金去开发人力资源将会使未来更加富裕,而不是更加贫穷。”[4]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则从公平角度出发对学术界所谓“客观”和“独立”的能力标准提出质疑。他认为:“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感知和评价时远不可能做到中立和客观,在他们尚未意识到时,已用先入为主的偏见将学生的社会属性与学业评判对应起来;在他们自以为在进行纯粹的学业分类活动时,已将社会类别差异转化成学业类别差异。这样的学业评判几乎无法掩盖社会偏见。”[5]综上所述,基于三种价值标准对高等教育区域差异进行合理性判断和治理,是专家学者群体、各级政府官员、高等教育既得利益群体与高等教育弱势群体等不同行动者按不同规则进行的博弈活动,制度正是这些规则的体系化和规范化。因此,研究高等教育区域差异问题的制度成因,并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逐步缩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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