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非意识形态化”的幻象——兼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导向

作者:钱逍 刊名:南方论刊 上传者:罗亚锋

【摘要】"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由法国经济学家特拉西首先在《意识形态概论》中使用,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这个概念,是把它作为和社会存在相对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来使用,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意识形态"概念却逐渐地被赋予了一种消极的理解与涵义。本文从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发端开始,梳理了该思潮的流变,揭示了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实质,并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需要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做出鲜明而有力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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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滥觞与僭越非意识形态化作为一种思潮,由来已久。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滥觞于20世纪初,并分别于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产生了两次非意识形态化的高潮,同时,它俨然与当今社会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意识形态相结合,从而演化成了西方一股颇具声势的社会思潮。在我国,非意识形态化思潮逐渐以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等为表现形式,对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培育和传播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丹尼尔贝尔、弗朗西斯福山、维尔纳桑巴特等,以及其他如雷蒙阿隆、李普赛特、布热津斯基等。其代表性著述有: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桑巴特的《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等。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改良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发生巨大变化的环境下,西方国家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是否终结的大辩论,其政治倾向、价值指向均具有鲜明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最终演变成以西方右翼分子组成的国际文化协会在米兰会议的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阿隆、贝尔、李普赛特等人都认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已经被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条件所佐证。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他们的国内政治问题时,已经不再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而是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就是说,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环境再次发生变化,两极格局的结束、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福山、亨廷顿为代表的人物再次掀起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福山认为:“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也就是说,在福山看来,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了,不会再有其他任何政治制度能替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争论即将终结,意识形态也将不具有任何意义。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的冲突取代意识形态或者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社会最主要的冲突。“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在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发展演化的梳理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还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抑或是亨廷顿提出未来社会冲突将让位于“文明的冲突”,均出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当下全球政治领域的思考与关照,均表现出对当前以及未来社会发展走向的惶恐与担忧,尽管他们当中某些人是以强硬的立场和态势论述自己的理论,但不难发现其内心世界的弱小与排外,将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不同的其他一切国家制度和意识均排除于整个世界体系之外,希望未来社会能够向着他们所设定的道路向前发展。这不仅是对世界多元化表现的否定,更是对除西方国家以外其他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僭越。2.“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幻象实际上,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意识形态淡化论、终结论、虚假论等其实质都是指向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威胁论等没有本质区别,所谓“非意识形态化”,却恰恰表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作为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相连接之桥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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