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演进逻辑

作者:陈周旺 刊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上传者:魏振岱

【摘要】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在其理论体系中具有独立的地位。早期马克思用"林木偶像"来隐喻现代国家。透过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现代国家作为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这一观念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后国家政权的研究,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有可能演化为一种独立的、保守的政治力量,马克思指出这是资产阶级不能直接统治的后果,也是资产阶级市侩化政治的集中表现。针对国家机器不可改良的性质,马克思提出要"打碎国家机器",并且以巴黎公社为原型,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社会共和国"这一替代性政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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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承认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一般阐释中,国家理论始终笼罩在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和政治社会学(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工具主义国家观)的阴影之下,这对理解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构成了严重障碍。事实上,马克思早在1846年就构思一部以现代国家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大部头著作,不知为何计划搁浅,只留下一份研究大纲。[1](P238)不过这足以说明早年马克思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视。如乔治利奇泰姆所言,在大革命之后尤其是波拿巴时期的法国那里,马克思意识到一个自主国家的重要性。[2](P89)在那里,是国家权力而不是社会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对整个社会进行宰制和支配,成为比资产阶级本身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保守力量;在那里,革命针对的对象不仅是资产阶级,而且是一个掌握了暴力机器和官僚机构的现代国家,必须要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整个国家机器才能争取到解放的可能。对法国政治的研究并非为了一偿夙愿那么简单,从早期谴责普鲁士威权国家走向后来系统批判法国波拿巴主义政权的思想演化,由此确立了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根本转向,即从哲学批判转向历史批判,从市民社会批判转向现代国家批判。一、从“林木偶像”到“虚幻的共同体”由早期政论文献观之,马克思当时尚未彻底摆脱自由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政论中,马克思主张自由是一种绝对价值,“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3](P167)。马克思反复运用诸如“普遍理性”这样的黑格尔主义术语来谴责普鲁士当局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压制。在抨击林木盗窃法时,马克思仍然沿用英国近代自由主义者约翰洛克的自然法学说,为穷人捡拾枯枝的“自然正当”进行辩护。然而,就是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揭示出林木盗窃法隐藏的秘密:“这种把林木所有者的奴仆变为国家权威的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以便使一切都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4](P267)“工具”一词在这里与“奴仆”一词相呼应:国家已经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奴仆!换言之,当林木所有者要通过立法对穷人捡拾枯枝的行为实施惩处的时候,也就是要让国家服务于其私人利益,这个“国家”已经被私人利益盗窃了。马克思用黑格尔主义的术语指出,从私人利益根本不可能产生出“普遍国家”,“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国家观念所照亮和熏染”[5](P261)。不过,最让人回味的是以下一段话:“古巴野人认为,黄金是西班牙人崇拜的偶像。他们庆祝黄金节,围绕着黄金歌唱,然后把它扔进大海。如果古巴野人出席莱茵省等级会议的话,难道他们不会认为林木是莱茵省人崇拜的偶像吗?”[6](P290)正如伯尔基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在此赋予普鲁士国家一个形象,那就是“林木”。[7](P151)与英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霍布斯赋予现代国家“利维坦”这一海兽形象[8](P138)不同,马克思关注的不是现代国家作为暴力机器的一面,而是现代国家作为“林木偶像”的意识形态一面。“林木”虽不如“利维坦”般直接体现出“带剑的权力”,但是参天大树高高在上、漠然肃立,不同样隐喻国家权力之凛然不可侵犯吗?进而言之,树林遮蔽苍穹,阳光无法透射进来,林中只有阳光的影子,甚类似于柏拉图的“洞穴”。在林中人们只能看到眼前的、局部的事物,只具备狭隘的眼光,而丧失对事物的“总体性”认识。可以说,马克思是在培根“四偶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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