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见死不救”罪的刑法学思考

作者:马楠 刊名:法制与社会 上传者:龚玲英[1]

【摘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潮中,类似于"见死不救"这样的不和谐音符不断的刺激着人们的视听神经,其所造成的社会不良效应也引起了相关人士的关注。在道德的约束和示范作用不足以规制人们的行为时,刑法介入的可能性和应然性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一场是否应将"见死不救"的道德丑相纳入到刑事视野的争辩悄然展开。本文围绕刑事立法理论,从"见死不救"行为自身的危害性入手,并结合刑法自身的特性,对此问题进行论证。

全文阅读

近年来,类似“范跑跑”之后的“医跑跑”,李爹爹的“摔倒死”等见死不救的事件屡见报端,虽然在字里行间、言谈话语中我们看不到什么触目惊心的描述,但相信每个人心中的愤怒都是一样的,人们不禁要感叹道:伸出援手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吝于伸出这双援助之手呢?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良心又在哪里呢?感叹归感叹,质问归质问,见死不救的问题并没有在感叹与质问中得到解决,舆论的嘲讽,良心的责难并没有唤起人们的醒悟,“见死不救”的戏码反而是越演越烈。在这种道德自律收效甚微的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法律,进而想起最具强制力的犯罪与刑罚。但是,人们对在刑法中是否应该设立“见死不救罪”莫衷一是。我们可以将其观点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赞同将“见死不救罪”纳入刑法。该观点认为公民对于国家公共利益与他人的合法权益遭受危害时,负有救助义务;对于“见死不救”的行为,可以按其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二种意见则认为不应该将“见死不救罪”设立在刑法之中,大多数的法律界人士持此种观点。他们认为,“见死不救”立罪实质是将道德问题泛法律化,是缺乏正确的法制观、缺乏立法常识的表现,是对刑罚过度崇拜的结果。第三种观点,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折中观点,即通过分析行为时的具体情况,认为在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面临迫切的现实的危险,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存在具体的依赖关系,行为人具有消除上述现实危险的义务而不履行其义务,造成相当后果的时候,行为人的不履行义务的不作为和作为之间具有等价性,应按相关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将“见死不救”列入犯罪行为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是不足取的。首先,我们可以从犯罪所应具有的特征上来分析。理论界普遍认为刑法中所规定的犯罪应当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并且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后两个特征的最终归宿,是犯罪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为的根本标志。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特性,并且这种损害还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作为立法者要将某一行为认定为犯罪,立法者要考虑社会危害性,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立法者要根据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国情以及以往同犯罪作斗争的经验,在观念上认定某些行为能够严重侵犯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从而把其规定为犯罪。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是立法者确认某一行为为犯罪的指南针。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要集中有限的财力与精力去关注那些给国家、社会、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因此,我国刑法中所确定的这一程度是较高的,即采取了“严重的刑事违法即犯罪说”。适用这一标准首先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排除于犯罪之外,这样既有利于对犯罪行为和非犯罪行为采取不同的处置对策;也有利于集中司法力量,重点打击和惩处犯罪。由此可见要满足我国犯罪成立的标准必须是那些对国家、社会、人民造成相当危害的行为,而“见死不救”是否具有这种危害程度还是值得商榷的。在见死不救的情形中,不施救者并没有积极的身体动静,并且需被救助人的危险情况也不是由于不施救者所造成的,不施救者不仅在心理态度上缺乏主观恶性,而且在实际的行为中也未见对客体直接构成危险或危害,这样一种行为明显不能满足刑法上所要求的“严重的危害性”,又怎能将其划入到犯罪的概念中来成为刑法所关注的对象呢?其次,在见死不救的情况下,不施救者对于需被救助者是否有刑法上要求的作为义务呢?“见死不救”顾名思义就是别人处于死亡的边缘而不对其进行救助。笔者认为助人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一种行为,是由一个人的道德观所支配的,助与不助是个人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即使选择“不救”也只是对其进行道德上的谴责

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

问答

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