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漱溟对西方政治概念的解读

作者:王光 刊名: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章斌

【摘要】理性、自由、平等等西方政治概念被认为具有普世价值,但这并不构成中国政治发展必须接受它们的直接理由。因而,用可被理解的方式将它们表述出来,让中国人能够认可便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梁漱溟以文化言说政治,给出了独辟蹊径的诠释:籍佛家唯识理论辨析理智与理性;以儒家伦理思想解释平等与自由。梁氏将佛学、儒学及西学知识三者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他解读西方政治概念的主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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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工业技术、商业模式以及政治制度逐渐传入中土。然而,理性、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被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相对准确地理解和比较真诚地接受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且,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中国人对这些舶来品的态度、认知与解释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状况。梁漱溟是一位坚定的文化决定论者,在他看来,文化路向的不同造就了东西方社会形态的差异。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并不能完全复制西方生活模式,包括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即便说自由、平等、民主等具有普世性价值,也并不构成中国人必须接受它们的直接理由。此外,还需要用中国人能理解的话语对其进行表述,这大概是西方政治概念能被我们慢慢消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实际上,这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那里并不新鲜,梁漱溟不过是继续着这种理论解释工作。与前人相似,用中国人熟识的知识和思维习惯解读西方政治概念也成为他需要承担的一项艰巨任务;与前人不同,梁漱溟的思考方式与其他人略有差异:正因为文化决定生活,中国文化主体性便不可动摇;也正是由于西方政治概念具有普适性意义,中西会通才成为可能。简言之,其他先贤直指政治问题本身,而梁却以文化言说政治。进而,梁漱溟运用中西印文化中合适的知识资源对西方政治概念给出自己的解读,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方面:籍佛家唯识理论辨析理智与理性;以儒家伦理思想解释平等与自由。一、籍佛家唯识理论辨析理智与理性清季民初,包括哲学学说的各种西方思想理论开始影响中国,康德、黑格尔等先哲开始被中国人关注。同时代如罗素、杜威等人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则更为深刻。一般说来,在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体系内,个体理性是为人关注的核心概念之一,虽然关于“理性”的规范定义在每个哲学家那里或多或少都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但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共识:理性大约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它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可以通过理性从外在世界获取知识。同时,理性也指引人们超越动物的本能,个体自主和自律是运用理性所达到的目标。简单地说,理性是人类知识能力和道德能力的统一,它关注个体生命问题。梁漱溟早年热衷研习佛学,特别是以唯识宗为代表的大成佛学理论,直到晚年,他仍然声称自己是名佛教徒。1916年,梁漱溟以《究元决疑论》连载于《东方杂志》5、6、7期,这让他得到蔡元培的赏识,翌年受邀入北大任教,主讲印度佛学。他曾言“:佛教者,以出世间法救拔一切众生者也。(众生或称有情,一切含生者之谓也。)故主出世间法而不救众生者非佛教,或主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2月救众生而不以出世间法者非佛教。”[1](493)在他看来,佛学大旨有二:其一,所谓“出世间法”,它所面对的是人类和社会的现实问题;其二,佛学的目的是“救拔众生”,即寻求个体生命的解放。带着如此担当,梁漱溟也对个体生命问题进行思考。与西方人解读知识不同,梁漱溟籍佛家唯识宗的三个概念剖析人的知识能力。在他看来,构成人类知识的三个元素为佛家所谓之“现量”、“比量”和“非量”。梁漱溟讲:“所谓‘现量’就是感觉(Sensation)。譬如我喝茶时所尝到的茶味,或我看桌上的白布所得到的白色,都是‘现量’。”[2](397)现量是一种认识作用,是对外在世界的感知过程。“比量”又称“‘比量智’即是今所谓‘理智’,也是我们心理方面去构成知识的一种作用。”[2](39“8)比量”大概等同于西方人所讲的逻辑能力,人在感觉认知之后,对感知对象进行的逻辑归纳和规范界定是“比量”的作用结果。除了现量(感觉能力)与比量(逻辑能力)之外,梁漱溟还认为“,知识是由于现量和比量构成的,这话本不错。但是在现量与比量之间还应当有一种作用,单靠现量和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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