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学到玄学的建构——试论陆机天道思想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作者:蔡彦峰 刊名:中国诗歌研究 上传者:李永生

【摘要】陆机"缘情"的诗歌理论对中国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其诗歌创作却并未真正实现这种抒情的理论主张,特别是其诗歌缺乏对破国亡家等政治题材的表现,引起了后人的不解和不满。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与陆机的天道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陆机的天道思想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吴国时期,受吴国阴阳变异的天道思想的影响,具有神学的性质,对诗歌的写作起消极的阻碍作用;第二阶段在入仕西晋之后,在玄学思潮的影响和改造下,陆机的天道思想实现了玄学化的转变,对其诗歌创作及诗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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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文赋》主张的“诗缘情而绮靡”,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诗歌理论对“诗言志”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然而陆机的诗歌却受到情感淡薄的批评,与汉末建安诗歌悲凉慷慨的饱满的抒情性相比,陆诗的确更注重辞藻、对偶、用典等艺术技巧,而诗歌的抒情性则有所欠缺,这也说明了陆机诗歌创作,并没有完全实现其“缘情”理论,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点与陆机的天道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与陆机前后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应,陆机的天道思想也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昊国时期,其天道思想受吴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具有神学的性质;第二阶段为太康十年陆机人洛之后,在玄学思潮影响下天道思想的玄学化发展。陆机天道思想的发展历程,本质上可以说是从神学到玄学的建构的转变,这种转变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吴国时期:神学化的天道思想陆机天道思想的神学性质,是在吴国特殊思想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正始期间何晏、中国诗歌研究(第五辑)王弼代表的北方玄学兴起之时,三国对峙的南北隔绝使吴国的思想保持了汉代以来原有惯性发展,故其思想以汉儒思想为主。汉儒天道观主要体现在《易》学上,《晋书纪赡传》载纪赡与顾荣共赴洛阳,途中论《易》太极,顾荣批驳王氏“太极天地”之说,认为“太极者,盖谓混沌之时,蒙昧未分’,的一个宇宙构成阶段,顾荣的“太极’,论其实是宇宙生成论,而王弼所讲的“太极”则与玄学中的“无”一样是形而上的本体,这是汉儒与魏晋玄学的本质区别。汤用彤《王弼大衍义略释》云:“王弼太极新解为汉魏间思想革命之中心观念,顾氏依旧说评判,宜其不为他所了悟。”这种“旧说”就是汉儒思想。纪瞻虽然支持王弼说,认为“王氏指向,可谓近之”,但他认为“太极极尽之称,言其理极,无复外形,外形极,而生两仪。”可见纪瞻也仍然没有准确理解王弼的思想,他的太极论与顾荣所说的本质上一样,都是宇宙的构成论。顾荣、纪瞻的宇宙论其实是吴国盛行的“天体论”的反映。天体讨论从汉代开始兴起,三国时期这一思想只在吴国广泛流行,可见吴国对汉代思想学术的继承。另一点,在何晏、王弼将《易》与《老》、《庄》共同作为三玄之一时,吴国的《易》学却仍是象数之学。陆机的从曾祖陆绩即是《易》学大家,颜延之《庭浩》称其学术特点是“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引别传载虞翻上《易注》,奏云:“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臣)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虞翻易学出于家传,也就是传孟氏易,清皮锡瑞《经学通论》说孟氏、京氏“其言易亦主阴阳变异”,这正是汉儒《易》学的路数,象数、阴阳变异之学与汉儒天人感应、俄纬思想关系极为密切。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陆机,其思想自不能不受到影响,《与清河云诗》说“有命自天,崇替靡常”、“天步多艰,性命难誓”,即表现出对于个人之上的神秘的“天命”的恐惧。又如《豪士赋序》说:“借使伊人颇览天道,知尽不可益,赢难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则巍巍之盛仰邀前贤,洋洋之风俯冠来籍。”就是批评齐王同不懂天道的警示才会轻举妄动自取覆亡。这种神学性质是陆机天道思想的第一阶段。从根本上说,阴阳变异与俄纬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迷信思想,神学意志对思想的控制往往就造成了诗性精神的缺位,对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所以吴国的文学状况也与东汉颇为相似,诗歌的创作是比较沉寂的。陆机现存的诗歌几全为进人北方后所作,人洛前的诗歌极少,可以说在吴国时期陆机的诗歌创作是不活跃的,这与吴国落后的文学状况相应,根本上说与吴国的思想环境乃有极大关系。吴国时期神学性质的天道思想对陆机诗歌写作的影响,是一种消极的、非自觉的关系。天道思想与陆机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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