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安其政,外归其义”:从《晏子春秋》看晏子的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

作者:贾海鹏; 刊名:殷都学刊 上传者:张胜生

【摘要】“内安其政,外归其义”是《晏子春秋》外交思想的总原则.在此指导下,晏子根据不同国家的实力、君主的贤愚以及他们对齐国的态度等展开了灵活多变的外交实践,并达到了理想效果.晏子出使他国在维护本国尊严和利益的同时,也把自己平日对政治哲理及人生道义的感悟贯穿其中.《晏子春秋》尊晋重鲁、轻吴贬楚的感情倾向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中晚期齐国对各诸侯的真实态度外,还或多或少地受该书文学性质和作者文化立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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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以降,周天子的权威日趋衰落,各诸侯国纷纷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在实际上脱离了中央王朝的控制,仅仅保留了名义上的藩属。时至春秋,王纲解钮,礼崩乐坏,天下纷扰,诸侯力征。经过长期的战争,各国都疲惫不堪,从而严重影响到了国内的稳定和百姓的生活。其后,在宋国的调停下,以晋、楚为代表的众多国家先后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在宋都商丘举行了“弥兵之会”,从此天下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时期。军事斗争减少的同时,外交活动便日显重要。成功的邦交政策与实践,不但能为本国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且还有助于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让百姓过上较为幸福安宁的日子。故各诸侯纷纷派出使臣开展外交活动。齐国亦然。自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1]以后,由于历代国君的昏聩无能,导致国家实力日渐衰落。灵公在位,穷兵黩武,曾派兵攻打鲁国的桃、防二邑,结果引起晋、鲁联合伐齐,爆发了临淄之战,给齐军以沉重的打击,进一步降低了齐国的国际地位。庄公执政,蓄勇士,好兵戎,先伐卫,再谋晋,后袭莒,让国家形象一落再落。景公上台,亦是内忧外患。好在他尚有自知之明,多能听取臣下的谏言,在着手平衡国内强宗大族势力的同时,派遣使臣出访别国,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挽回齐国的国际形象,并最终为国家创立了一个较为和平的外部环境。在众多的外交使臣中,晏子就是一颗璀璨的明星。他在充分借鉴往圣前贤外交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形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思想,并躬亲实践。这主要保留在《晏子春秋》一书中。《晏子春秋》外交思想的总原则是“内安其政,外归其义”(《内篇问下景公问国如何则谓安,晏子对以内安政外归义第八》)(下引该书仅注篇名)(1),意思是对内要安定国家政局,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所谓“弱国无外交”,只有自己的国家安定强大了,在国际交往中说话才有分量;对外要以德行道义臣服诸侯,尽量避免使用强兵威逼他国,即“不侵大国之地,不秏小国之民……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众强”(《问上第五》),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争取到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促使社稷安定,人民幸福。这个指导原则十分符合当时内忧外患、国力日下的齐国实际情况。外交原则既已制定,晏子便根据不同国家的实力、君主的贤愚以及他们对齐国的态度等展开了灵活多变的外交实践,并把自己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贯穿其中。一、与晋国的外交:尊敬与防范作为当时的霸主,晋国对业已衰落的齐国一直不太瞧得起,这从《晏子春秋》关于两国的外交记载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该书涉及齐、晋两国邦交的内容共有十四章,其中范昭使晋一章,晏子答晋平公问两章,晏子与叔向私语十一章。范昭之所以出使齐国,是因为晋平公企图伐齐,事先派他去探听虚实的。在接待范昭的宴席上,他先是要求用景公用过的酒樽饮酒,后让太师调成周之乐,虽说都是为了试探齐国君臣对礼乐制度是否遵守,但是作为使者,如此僭越违礼的行径也正反映了晋国君臣的霸道。晏子和太师以礼折之方才避免了两国战争的发生(见《杂上第十六》)。晏子为两国联姻出使晋国(1),晋平公对他的发问都直接针对齐君。据《问下第十五》载,平公问晏子曰:“昔吾子先君得众若何?”这里的“先君”指齐桓公。如果说提及齐国明君他的语气还带有些许尊重的话,那么当谈到与他并世的庄公和景公时可就没那么客气了。一次问“庄公与今君孰贤?”(《问下第十五》)另一次问“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问下第十六》)而且对于晏子“两君之行不同,臣不敢知也”(《问下第十五》)和“对以‘小善’”(《问下第十六》)这样委婉的回避,他仍一再坚持让别国大臣评论自己的君主,充分显示了晋平公的蛮横与霸道。面对晋君的发问,晏子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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