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杰出文学家的创造力成就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历史测量学研究

作者:衣新发;谌鹏飞;赵为栋; 刊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侯玉双

【摘要】考察分析中国历史上取得高创造性成就人才的发展特征及成长经历,有助于揭示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也会为当代社会培养高素质、创造型的人才提供历史借鉴.本研究采用历史测量法,以92名中国唐宋杰出文学家为研究对象,尝试探讨以下问题:(1)中国唐宋文学领域杰出人物的精神疾病与成长逆境等因素对其创造力成就有何预测作用;(2)在中国唐宋杰出文学家身上,可否验证在西方杰出人物中出现的精神疾病与成长逆境之间的“均衡”现象;(3)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唐宋文学巨匠创造力成就的其他变量.结果发现:(1)成长逆境是唐宋文学家取得创造力成就的核心因素;(2)移民迁徙和宗教信仰对唐宋文学家的创造力成就具有显著影响,但在唐朝和宋朝的作用方式不同;(3)在中国唐宋杰出文学人物中,并不存在成长逆境与精神疾病对创造力成就影响的“均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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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历史上,那些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代表了当时特定领域的创造力水平(Simonton&Ting,2010)。这些人物包括做出了卓越成就的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等,他们依靠自己非凡的创造力深刻影响了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创造力心理学研究领域近些年出现的4C理论(Kaufman&Beghetto,2009)将创造力从小到大分为四种:即minicreativity(mini-c),littlecreativity(little-c),Professionalcreativity(Pro-c)和Bigcreativity(BigC)。mini-c和little-c指个体对日常问题做出创造性解决和适应变化的能力,Proc是指专业领域的一般创造性贡献。BigC则是个体能够创造出具有历史性影响、经得起时代检验的创造性产品的能力。这些产品往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截止到目前,创造力研究领域大多只涉及mini-c、little-c或Pro-c的方面,由于缺少对BigC层次的探讨,导致了有关创新与创造的整体研究图景不尽完善。本研究将重点关注那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及其所取得的创造力成就,这正是属于BigC的范畴(Kaufman&Beghetto,2009)。 自从FrancisGalton于1869年发表HereditaryGenius以来,创造力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是历史测量法(HistoriometricMethods)。采用该方法的研究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具有杰出成就的天才人物,这类研究中许多是通过传记或历史资 料来分析创造性人物的人格(郑剑虹,潘枫,2014)。Simonton(1977,1984,1992,2014,2015)运用历史测量法对各领域的天才人物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国外学者将显著影响杰出人物的创造力成就的诸多方面因素大致归为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社会层面包括了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因素等。个人层面的变量包括出生顺序、智力早慧、精神创伤、宗教信仰、家庭背景、移民迁徙、教育经历、榜样导师等(Simonton,1992,2014,2015;Niu&Kaufman,2005)。 在个人层面众多的影响因素中,精神疾病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引发了长久的争论。有的心理学家认为,精神疾病与创造力存在着显著关联,而有的心理学家则否认两者之间的关系。Simonton(2014)对204名西方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作曲家进行历史测量学研究,发现精神疾病与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函数关系,这些函数关系又表现出领域性差异。具体来说,对于文学家和艺术家,创造力成就是精神疾病的单调递增函数,而对于科学家、思想家和作曲家,创造力成就是精神疾病的非单调单峰函数。迄今已有许多来自欧美的研究表明,创造力总是与一定程度的精神疾病存在联系(Ludwig,1992,1995a,1995b;Simonton,2000;Weisberg,1994)。 Damian和Simonton(2014)在探讨精神疾病与创造力的关系时引入了另一个因素,即成长逆境。他们发现,在预测创造力成就时,成长逆境具有与精神疾病相似的作用,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有些天才人物具有很高的精神疾病表现,但成长逆境得分较低;而另一些终身未曾罹患任何精神疾病,但其成长逆境的得分会很高。Simonton等人用“均衡”理论(“trade-off”theory)来解释这种互补现象,为精神疾病与创造力之间关系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以中国杰出人物为对象进行的历史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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