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与特征

作者:臧运祜 刊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曹秀平

【摘要】关于近现代日本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我国史学界目前还只有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着重考察了1868———1945年间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将其近百年的盛衰过程划分为:明治时代(1868—1911)的基本形成阶段、大正—昭和初年(1912—1930)的初步实施阶段、十五年战争期间(1931—1945)的全面实施与崩溃阶段,并分别进行了史实性的论述。在此基础上,结合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政策内容的构成与实质、政策实施的程序与手段以及政策目标的追求等方面,总结了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若干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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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尚未有关于其亚太政策的系统而全面的专著。笔者目前惟见李巨廉、王斯德主编:《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19311945》(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章,对此有所论述。日本史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大致如此。参见:日山根幸夫等编:《增补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入门》(东京,研文出版,1996年版)一书的有关部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政府代表1932年在致国际社会的《说帖》中,关于“日本侵略之程序”,指出:自上年九月十八日以来,日本以武力侵占东三省,原不过为其统治太平洋区域(如非统治亚洲全部)程序中之一阶段。此项程序由其明治时代之政治家所制定。[1](3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在1941年12月9日发表的《对日宣战文》中,又首先指出: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2](71)上述两段原始文字,记录了当年遭受日本战争侵略最剧的中国对于日本对外政策的认识。它同时也昭示人们:日本在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的“十五年战争”期间,开始全面实施明治时代所制定的对于亚太地区的侵略政策。从这一见解出发,结合我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笔者拟对近现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过程进行一次粗略的考察,并总结其历史特征。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到1945年的战败投降,近现代日本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经过了近百年的盛衰历程。按照政策的决策过程、政策内容的变迁与调整过程以及政策实施的过程,近现代2003年1月().2003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历史阶段。一、明治时代的45年间(18681911)是日本亚太政策的基本形成阶段上述中国政府代表《说帖》所揭、明治时代政治家所制定的日本对外政策之程序,在日本首相田中义一1927年7月25日上日皇的奏章(即所谓“田中奏折”)中,曾有比较明确的表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制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3](3)上述所揭文献均可证明,在明治时代,日本的亚太政策已基本形成。明治时代的近半个世纪中,日本在形成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争取摆脱欧美列强的民族压迫,并于1911年最终完成了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另一方面,又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以资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对策,推行对于亚洲近邻的弱、小国家的侵略政策,继侵占琉球、中国台湾之后,于1910年最终吞并朝鲜,从南、北两个方向,奠定了进一步实施以大陆政策为主的亚太政策的基地。在日本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亚太地区以中国明代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处于全盛时期,日本也曾在明朝初年惟一的一次主动、明确地加入这一国际体系。[4]但到了安土桃山时代末期,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不久,就发动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日本第一次使“华夷秩序”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挑战。[5](421-425)此后,日本再一次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在德川幕府时代构筑起了被称为“大君外交”的东亚国际秩序,把日本装扮成小型“中华帝国”的框架。[6](17-28)[7]1853年,当第一个“将亚洲和太平洋的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美国人培里[8](234)率舰叩关之后,日本的“大君外交”体制,早于“华夷秩序”而解体了。但日本在前近代时期苦心经营二百余年的“大君外交”体制,无疑为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奠定了基础。比如,在日本人中,“想把朝鲜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情绪,一有机会就要爆发出来”[9](12)。随着日本的被迫开国和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幕末改革派先驱们在“攘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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