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展演、管理与互动秩序——论欧文·戈夫曼的身体观

作者:王晴锋; 刊名: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于宁

【摘要】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作用下,身体成为高度可见的日常管理对象。欧文·戈夫曼聚焦于非言语的互动形式,将身体视为一种符号沟通系统,强调其在互动过程中的表征形式。通过探讨身体化的信息交换,戈夫曼认为感官接收和身体化的信息传达是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条件,因此人际互动具有心理生物学特征,身体不仅是社会意义的承载者,也是其表达者,此种身体观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同时,情境化的身体实践和互动管理突显出身体的能动性。戈夫曼关于污名和全控机构的阐述是身体与自我关联的重要体现。戈夫曼的身体观以互动秩序为导向,涉及身体习语、自我的领地和仪式化身体三个维度,同时,他也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回答了互动秩序是何以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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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地各类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个体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身体也前所未有地承载了更多的涵意,成为重要的社会关切之物。作为个体解放的重要载体和象征,身体甚至在意识形态功能领域取代灵魂,成为救赎对象本身[1]138。与此同时,在高度现代性的状况下,消费主义不断冲击原有的身体观和等级制,并制造新的社会阶序体系。商品化世界里的个体以身体展演和自我呈现的方式展现自己独特的内涵,以维持理想的自我形象。因此,除了疾病、卫生和健康问题之外,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极为关心如何向他人展示自己的身体与外表,更加注重面子工夫和印象管理,也就是说,在社会空间中如何表征自我、管理和形塑身体成为重要的议题。 关于微观的人际互动和身体展演,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研究颇具开创性意义,他的很多著述都涉及身体化知识,尤其是关于身体化技术、身体间性的精湛论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不断地从戈夫曼的作品里挖掘出新的社会学主题,诸如自我与身份、情感和社会互动与不平等、性与性别以及地位结构等。本文则主要关注戈夫曼的身体社会学思想,不同于布迪厄的身体资本[2]、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身体[3],戈夫曼探讨的是情境化身体。若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解读戈夫曼的拟剧论,它实则论述了一整套身体化的沟通技术,日常生活中的人们都擅长于操控、展演这些身体管理技术。日常身体的展演和管理亦构成了戈夫曼所说的“互动秩序”之微观基础。 一、面对面互动中的身体 戈夫曼将“互动”宽泛地定义为当共同处于即时性的身体在场时,个体对彼此行动的交互影响[4]15。在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有关个人特征的信息及其传达出来的标记是身体化的,姿势语言也是身体化的,感官接收能力和身体化的信息传达是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沟通条件。戈夫曼研究的行为材料包括人们在情境中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扫视、姿势、身体位置变动和言语陈述等,它们是定向与参与卷入的外在标志,这些心灵与身体状态的组织形式成为他的主要关切对象。 个体的表意性行为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符号活动,戈夫曼称之为“给予”(gives)与“流露”(gives off)[4]8。前者是个体明确地使用特定的言语符号及其替代物,以传达附着于这些符号的信息;后者是被他人视为行动者之征兆表现的各种行动,并假设行动的真正动机不同于以这种方式传达出来的信息。行动者容易操控给予式信息,而通常无暇顾及或难以控制流露式信息,因此,共同在场的他人会利用无法管控的表意行为检视和验证可管控行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然而,尽管不由自主的信息流露被认为是真实情态之表现,但是它们亦可以被行动者利用,从而出其不意地达到印象管理之目的。无论是个体主动发送的还是自然流露的信息,它们都是身体化的,通过在场的身体行为得以完成,如皱眉蹙额、张嘴说话和体表出汗等。面对面互动的另一项重要条件是每位信息给予者同时又是接收者,个体从他人那里接收身体化的信息时,他自身亦是他人获取信息的身体化信息源。在不加掩饰地直接使用肉身感官时,作为自身行动之施动者的我们通常无法否认已施展的行动。每个个体以某种方式经历着、并根据感知到的身份状态及其初始反应来指导相应的行动,他亦能被他人感知到,他已经觉察到自己正在被观察,从而构成一条不断迭代的行动—感知—行动链。这种感知上的交互性使个体行动获得了反身性。 面对面互动具有心理生物学的特质[5]6,它受个体的情感、感官以及身体行动能力的制约。互动参与者首先是生物性和心理性的存在,他们具有生理性的感官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并且受其限制而只能在彼此可感知的范围内进行互动。互动参与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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