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建构与反思

作者:张志忠; 刊名: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刘佳

【摘要】文章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建构过程及其内在矛盾,分别勾勒出其在三个不同阶段的各自特征:新中国初期以文艺官员为主的现场批评,拨乱反正与创新大潮中文学观的修正与文学史的撰述,21世纪之交学院派的兴起与"历史化"的追求。作为最年轻的学科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时代的紧密纠缠,使其或过分靠近政治和意识形态化,或向民族心灵史的方向倾斜,而较少注重文学的本体性与审美特色。当代文学学科的基本支点"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史"都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未完成性,令人困惑,却也是其活力与个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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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限于其所研究的对象,它的建立和成型,满打满算不足70年,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三级学科而进入视野则还不足40年。通常的理解,是将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与鲁迅为旗帜的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区分开来。这样的区分,既是应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国家体制的革故鼎新,又具有鲜明的阶段性标志,因为这次会议预设了新中国文学的基本方针与体制格局。于是,孔厥、袁静摹写人民战争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上海海燕出版社,1949年9月),何其芳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诗歌《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人民文学》创刊号,1949年10月)等,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篇之作,进入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随之而展开的文学评论则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最初的基石。70年风雨沧桑,时至今日,本学科可谓硕果累累,成就显赫,参照现有研究状况,据研究者统计,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类的专著,截至2015年12月,就有270种之多。[1]即便排除统计过程中的误差,仍然是一个很显赫的规模。这70年的学科建设历程,大体分为3个时期,试分述之。 一、草创及深挫时期(1949—1976)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形成及相关研究顺利奠基与曲折发展时期。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20世纪以来的动乱与危机,进入和平与建设的时代。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建立和完善了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组织机构,文学创作与研究都形成空前的规模,具有极大的成长空间,形成当下通称的“十七年文学”。表现工农兵,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创作视野有了很大扩展,“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是其集中代表。 这一时期刊载重要批评理论文章情况如下:1952年5月,《文艺报》连载冯雪峰的长篇论文《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1953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刊载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文艺报》1954年第14、15两期发表冯雪峰的《〈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1956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何直(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新港》1957年第1期发表巴人的《论人情》;《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发表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严家炎的论文《关于梁生宝》发表在《文学评论》1963第3期。茅盾积极推荐茹志鹃、王愿坚、林斤澜等新出现的年轻作家,奖掖后进,对文坛产生很大影响。 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可以不可以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论争和对黄碧野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的批判开始,“十七年”间大大小小的文学批判,给文学发展带来许多困扰与伤害,尤其是在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与文艺界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株连与批判的作家、评论家为数甚多,给文学创作自身以及相关研究造成很多挫折。 在此期间,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在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同步评论、快速追踪中开始成形。它以作家与专业文学工作者尤其是文联和作协系统之文艺官员(这些官员同时也是有专业素养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文学评论为主,批评的标准则是政治标准优先。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负责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有许多重要报告和大块文章发表,许多文字都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声音,其《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等还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订。 被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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