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法思想对刑法的影响

作者:郭茜; 刊名: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上传者:由贵峰

【摘要】从遥远的古希腊至今,人类都致力于追寻一种神秘的法外力量,它高于法律之上,始终给法律以效力,自然法就是这些法学家、哲学家不懈达成的成果。自然法思想中蕴含的理性、正义等原则,不仅为西方法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还指引着我国当代的法制建设。文章通过对自然法思想历史流变的梳理,探讨自然法思想对当今世界刑法理念的影响,以及自然法元素在我国刑法中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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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法思想的历史流变 (一)古希腊、古罗马:自然法的滥觞 自然法早在古希腊便露出其思想端倪。米利斯都学派代表人赫拉克利特提出,“逻各斯”是万物产生的根据,此处“逻各斯”代表着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此即古希腊时期朴素的自然法观念。柏拉图在其《共和国》一书中,率先将自然的法与工具的法分开,自然法即指正义原则,是国家用以统治的原则而非工具[1](P34)。这为后世哲学家把自然法理解为理性奠定了基础。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基础上,将政治正义作自然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区分,这也是自然法与实在法最早的划分,他进一步指出自然法不同于实在法,具有永恒性、普遍性,这一创见足以使其荣膺“自然法的创始人”。 自然法作为一个系统的概念提出,始于斯多葛学派[2](P40)。他们认为自然法是充斥整个宇宙的普遍性法则,自然法代表理性,是一切法与正义的基础[3](P23-25)。平等原则是斯多葛派自然法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人生来是平等的,不得因种族、性别对不同的人进行歧视的划分,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斯多葛派的观点深受古罗马人推崇,罗马著名法学家西塞罗继承斯多葛派的思想精髓,提出自然法是唯一正确的理性。他较斯多葛派创新的一点在于,他提出人定法(实体法)必须以自然法为基础,开创性地将自然法置于法律层面而非哲学层面理解,首谈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开历史之先河[4](P197-216)。 中世纪后,基督教大行其道,基督教神学家试图用神学教义对传统的自然法予以修正。奥古斯都认为,世俗法律必须满足上帝永恒法的要求,否则将不具有任何效力,以此维护上帝的权威。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更是将法律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中,永恒法代表了宇宙间的一切智慧与理性,自然法则来源于永恒法。如此一来抽离了自然法的内核,将其视为永恒法的附属工具,“在理性动物中,对永恒法的参与,就称为自然法”[5](P99)。 虽然哲学家、法学家们之间对自然法具体内涵的理解有所差异,但理性精神始终是自然法最主要的元素,这一时期,是自然法精神的滥觞。 (二)文艺复兴后:自然法的繁盛 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社会逐渐摆脱基督神学以及封建主义的束缚,政治开明开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人们呼吁智慧的统治者和理性的法律,古典自然法学派应运而生,并迅速占据了支配地位。 荷兰著名法学家格老秀斯宣称“即使上帝不存在或上帝不关注人类的事,自然法亦会普世于天下”,不仅勇敢地将自然法从神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坚持了自然法的永恒性与普遍性[6](P44)。格老秀斯还试图从自然法中寻求意定法的根据,认为如果主权者的命令明显违背人的意志,人民拥有反抗的权利。普芬道夫在格老秀斯的基础上更加体系化,他提出著名的社会生活能力原则,每个人都有维持和培养社会生活能力的义务。霍布斯与上述两位的观点有明显不同,他主张把法律委托给开明的君主实施,君主应确保臣民的福利,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色彩。为防止政府违反自然法,启蒙时期的两位代表人物洛克和孟德斯鸠都主张实在法不能违反自然法,自然法是高于实在法(主权者命令)的,以此防止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 德国哲理学派代表康德与黑格尔都承认自然法是高于实在法的一种法的存在,康德称之为道德律,道德律是一种存在于先验世界中的、以理性命令为基础的“绝对规范”。笔者认为黑格尔对于自然法的贡献尤为突出,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黑格尔将自然法称为“抽象法”,他认为实体法必须以抽象法(自然法)为基础,并在一定的情况下通过国家的介入,可以实现抽象法到实在法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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