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超越》中的伦理观思考

作者:杨晓东;韩雅丽; 刊名:绥化学院学报 上传者:李静

【摘要】科拉科夫斯基的科学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然而他对于价值哲学和生存伦理的思考也是他的重要理论之一。文章从他的人道主义批判理论展开讨论生存伦理问题和道德困境问题,通过归纳比较和文献资料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述,进而可以看到科拉科夫斯基的伦理观主要研究结果在于从伦理学视阈论述了对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并对现存世界提出批判。他认为个人自主性原则和主体道德欲求是鲜明的历史性特质,因而他在学理问题和反教条的激进批判、价值哲学和生存伦理的分析中引出了人的终极伦理关怀。而这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以人的问题为研究核心,是相一致的。科拉科夫斯基在认识论领域和伦理学领域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人道主义立场的分析阐释,这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个体观念和马克思人道伦理观有着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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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斯泽克·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是二战后波兰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热衷于反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他的观点受到波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推崇。在20世纪50年代,科拉科夫斯基人道主义倾向不仅表现在认识论领域,更明显表现在伦理学领域。他试图辩证分析关于“人”的价值哲学和“人”的生存伦理,进而解决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现代性批判。重新审视启蒙运动所孕育的现代性理论已成为当代尤其是西方学术研究的前沿,究其原因在于一系列现代性危机的不断涌现。在研究这些批判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定义现代性及其理论本身。学术界通常认为17世纪的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因为从那时起,现代性的思想和解决方案就已经确定,即基于理性主义支撑和进步信念的支持,诸多哲学家对未来人类社会前景持乐观态度。吉登斯认为17世纪以来在欧洲社会中出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世界。但是,欧洲现代性在激烈的矛盾和矛盾中崛起,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它本身隐藏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即片面单一的理性追求促使着这些矛盾和缺陷在不断加剧,最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爆发。突出的表现形式是理性主义的扩张。其一,理性与功效性原则已跨越科技领域的防线,试图为社会和整个文化领域奠定基础。其二,政治制度的官僚化,即政治领域的合理化组织模式,个体只是整个制度或政治机器的一个要素和一部分,而整个官僚机构呈现出明显的非人道特征。其三,精神家园的丧失,即片面理性主义追求技术单方面发展的理念,夸大人类能动的超越性作用,最终导致道德衰退和价值体系崩溃等各种精神危机。现代性引发的一系列不可预测的后果显然引起了思想家的警惕。他们开始反思现代性在各个层面的理论和解决方案,以便安全地渡过难关,寻找西方文化。为了找到出路,学术界将这些思想统称为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客观地说,现代性批判理论已经成为20世纪以来的一种表现形式,各种思潮逐渐形成。对照近现代以来主流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科拉科夫斯基在理论基点和思想构建上却都展现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其一,科拉科夫斯基探讨和试图解决的虽然是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和社会问题,但其理论的着眼点却并未停留在为贝尔等保守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资本主义精神,他将理论的探头深入到西方文化(甚至更具广泛意义的文化概念)的底层,在肯定了人类文化是由技术和神化两个内核组成,科学与信仰均为人的正当本质需求。其二,在意识到文化与信仰的双重困境后,一些学者虽然主张以强化信仰的方式来抵制现代性的后果,但具体到其理论,我们会发现,就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他们营造的是一条通向毁灭的路。科拉科夫斯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现代性的两面性。科拉科夫斯基指出,在有关现代性的问题上,人们自始至终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要么对现代性及主导精神抱有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态度,要么将整个现代化进程视为一部人类走向虚无与堕落的历史。然而,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这两种极端主义立场都是我们在处理现代性难题时应竭力避免的。他认为辩证的理论方法是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经阶段,现代性无法取消,只能完善。他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还是从众流派中脱颖而出,处在学界的前沿位置。(二)反教条的激进批判。如果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的依旧是一个腐朽的道德体系和僵化的政治制度,这和“资产阶级的死尸”[1]并无两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道德理论,是为了让人类摆脱剥削,从而造就人类社会良好的社会价值观。而科拉科夫斯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为全面深入的探究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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