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卮言”论《庄子》“齐物”概念所蕴含的子学精神

作者:朴荣雨; 刊名:管子学刊 上传者:潘娟

【摘要】《齐物论》的基本旨趣在于,使人领悟"万物齐同"的精神。据庄子,万物皆是道的体现者,因此其存有本身理应被尊重,以至于万物齐同的和平境界。万物先以个别单位呈现于特定事态中。并且每件事物在其存在过程中,常与周遭环境连上关系,互相影响而转化为另一存有者。因此,使此世界总在变化之中。《庄子》一书所提出的"齐物"概念,要使人承认万物理应拥有按照各自的存有方式而存在的生命形式。那么,在《庄子》文本中,如何将"齐物"之论得到其内在逻辑根据呢?换句话说,《庄子》究竟依据何种内在的逻辑形式以确保"齐物""逍遥"等核心概念的证成呢?本论沿着"卮言"的语言特征而论证"齐物"概念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由此导出《庄子》"齐物"概念正合乎新科技革命时代所需的子学精神,即多元性生活世界此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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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本文以庄子“卮言”概念作为解读《庄子》哲理的基本方法,基于此方法而探索活在新科学革命时代的新子学精神及其意义。新子学运动起自方勇教授2012年4月所发表的《新子学构想》一文①。其重心旨趣集中于普及一股与新时代可交融的“子学精神”。新子学所向往之焦点则在于“对诸子思想的重新解读和扬弃,也是借重我们自身的智慧与认知对传统思想的重新寻找和再创造”[1]11这般抱负。章学诚对子学出现于历史舞台的缘故,描绘得淋漓尽致: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文史通义·诗教上》)章学诚文中指出,“诸子争鸣”乃由周朝王官学直到战国时,露出“文弊”“道息”的衰落局面,而冯友兰则赋予孔子以子学之开山之地位,以孔子为初开私人之“专讲学”之故也[2]22。章冯二氏之此般评断,更可溯源于孟子: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所生活的战国中期,已普遍暴露“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的混乱世情。世情已到所谓“世衰道微”之时,总是有人站出而呼吁“天子之事”,由己而举,坦承“知我罪我”的历史重任,甚至举起替天行道之旗帜。我们先暂不谈孔子究竟是否真有作《春秋》其事,然而我们须所着眼之处乃在于,当世事遭逢“世衰道微,邪说暴行”的悲惨局面笼罩整个时代,同时代人总难免思起“覆巢之下无完卵”(《世说新语·语言》)的下场。先秦诸子学之兴起,显在这种时代特色中露其面貌,孔子也不违其路,杨朱、墨翟难逃其圈,孟子本人更复如斯,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一概均是无不如此。司马谈对诸子百家之蜂起明述:盖“治”而已矣(《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子学之所以蜂起,先有了上述般之历史条件。至此之时,所谓的常道世界面临其支配力量之衰落,从而历史卷入正统性危机局面。为解决这般危机局面,有志之士万般提出其脱离危机之方。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之齐放都缘于此,而为天下之治殚精竭思,不遗余力。子学此等不回避时代艰难之精神,为时代的新走向而肩担重任,实为难能可贵。本文执着这种“提出脱危之方”的精神,分析一番新高科技革命时代应有的哲学型态。分析的材料则仅采《庄子》“语言”概念中所蕴含的哲学方法论,尤其紧扣“卮言”一词的哲学意涵。一、卮言理路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论《庄子·寓言》一文等于是《庄子》一书的范例,提供阅读《庄子》的方法论进路,有“寓言”“重言”“卮言”,称其谓庄子三言。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以“寓言”界定《庄子》一书所采取的叙述特征。司马迁对《庄子》所下的此般定义影响千古,庄子语言观自此成为以“寓言”为切入其思想脉动的门路。理所当然,“寓言”确实具有其思维方法论上的功能和意义。然而,我们从《庄子》文本自己的脉络重新阅读,即可发现《庄子》的语言观显以“卮言”最为根本的话语策略。庄子三言乃阅读其文本的方法论,自然地,“卮言”也是一种方法论。在本节中,先举出《庄子》三言观的诠释理路和其意义,以备将为下一节所要讨论“万物齐同”思想的方法论根据。《庄子·寓言》开宗明义阐明《庄子》一书所以叙述的特色“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这是三言之纲领①。“寓言”与“重言”以数字比率的形式界定。然而“十九”与“十七”是各表其百分比,那么其中须有互相重迭的叙述部分,寓言式叙述中含重言式叙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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