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清洁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基于市场型环境规制视角

作者:游达明;邓颖蕾; 刊名: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罗远势

【摘要】基于2007—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统计数据,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企业清洁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对清洁技术创新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对东部地区影响最为明显;环境补贴对清洁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为负,不能有效激发地区创新主动性;排污收费对各地区清洁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明显负向影响,其原因是排污收费门槛远低于治污成本。此外,企业规模对东、西部清洁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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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融合协调日益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环境经济政策年度报告2017》,2004—2015年全国生态环境退化成本持续增加,增速和同期经济增速大体相当;2014年环境污染使中国损失3.82万亿元,是2004年的7.5倍。根据耶鲁大学全球环境绩效指数评估报告,2016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排名上升到第2名,而环境绩效指数在参评的132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17名。这都说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以不断增加环境成本为代价的。中国《“十三五”环境政策法规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建立市场化和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清洁技术创新作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赢局势的技术保障,日益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1]。学界就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研究。不少学者基于波特假说理论探讨了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有的认为环境规制能够促进技术创新[2-7],也有学者基于波特假说理论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8-11]。Acemoglu D等基于内生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的研究表明,只有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时技术创新才会偏向清洁型技术[12]。Lanoie等基于1978—2003年25个国家6种工具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清洁能源的技术创新影响不同,但其促进作用都很显著[13]。Jaffe发现市场型规制工具在实现相同的环境目标时给企业增加的成本最低,同时还对企业产生滞后且长久的动态激励效果[14]。董直庆和焦翠红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政策对清洁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越显著;所有制特征里的国有性质越突显,环境规制对创新的负向效应越明显[15]。李勃昕、刘伟等认为受制于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有限,但不能否认环境规制对整个工业创新效率的推动作用[16-17]。文献梳理表明,学界关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也缺乏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效用对比和地区差异分析。鉴此,笔者拟基于2007—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统计数据,按照东、中、西区域分析三种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清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以期为政府推动清洁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绿色化”决策提供参考。二、变量及其模型选择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清洁技术创新水平,解释变量包括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排污收费和环境补贴,控制变量为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外商投资、人均GDP。简要分述如下:(1)被解释变量:清洁技术创新水平(ET)。国外研究通常使用环境类专利申请数量或是环境类研发投资来衡量清洁技术创新水平,但是国内还未形成明确的环境专利分类标准与统计数据。由于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工业生产中废水、废物和废气的排放,本研究基于指标合理性与数据可得性,将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作为衡量指标[18],因为这项指标反映了企业的环境保护意愿、环保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应用,这项指标值越大,代表清洁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2)解释变量: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ER1)。ER1是通过市场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的决策,内部化环境保护的外部成本,在实现最大化企业自身利益的同时,达到政府的环保要求,提升社会福利与效益。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体现了各个地区在环境规制上付出的成本。为消除地区经济规模差异的影响,本研究借鉴张国勇[19]的研究,用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EI)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即ER1=EI/GDP。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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