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法益中秩序法益的解构与反思

作者:戴锦澍; 刊名: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上传者:葛琼琦

【摘要】集体法益需满足非排他的可利用性、不可分割性、重大价值性且以个人法益为起点、相当的明确性方始适格。从二元秩序理论出发,秩序可被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与人造的秩序,刑法上的秩序法益应保护以自发秩序为起点的人造秩序,真正的秩序法益是对制度的信赖,对制度效力的信赖是不真正的秩序法益,应以法治国理念对集体法益中的"秩序"进行限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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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保护原则是现代刑法定罪处罚的基点。随着现代社会风险的日益增加,集体法益,或称超个人法益、普遍法益、公共法益等,日益受到各国刑事立法的青睐。尽管指责、质疑声不断,实际情况是,仍然无法阻挡法益日益精神化、抽象化的趋势[1]。学术界关于环境法益、公共健康、国家安全等集体法益的争论甚嚣尘上,而在秩序法益的讨论上则较为分散,多见于公司企业管理秩序、金融管理秩序、市场秩序、药品管理秩序、枪支管理秩序、公共秩序、司法秩序等刑法分则各罪的具体适用探讨之中。近年来随着一些因违反秩序而入罪的争议案件,例如王力军收购玉米非法经营案、进口疫苗“假药”案、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的产生,秩序法益在个案中判断是否入罪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些争议案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秩序法益的现实泛化与解释上的唯形式论,然而究竟哪些秩序法益是适格的集体法益?秩序法益的构造是什么?区分真正秩序法益与不真正秩序法益的标准究竟何在?若不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所谓的秩序法益就将模糊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间的界限,造成恣意入罪的后果。一、集体法益的适格标准秩序法益作为集体法益的下位概念,若某一秩序法益无法满足集体法益的适格标准,那么它充其量只具备了集体法益之表象。有学者提出界定法益概念的五个原则:(1)必须与利益相关联;(2)必须与法相关联;(3)必须与可侵害性相关联;(4)必须与人相关联;(5)必须与宪法相关联[2]。然而这样的界定标准对于集体法益而言仍显得宽泛而难以进行具体判断。黑芬德尔(Hefendehl)教授在其论文《刑法中的集体法益》中对集体法益的特征进行详细论述,台湾学者将这部分内容总结为:“结合刑法学者的规范性说法,与经济学上较偏事实描述的公共财产属性,综合出集体法益的三个特征即为:(1)非排他性;(2)非敌对性;(3)不可分配性。[3]”国内学者的翻译用语为:第一,使用上的包容性;第二,消耗上的非竞争性;第三,不可分配性[4]。结合学术界对于集体法益特征的认知,其适格标准主要有:(一)具备非排他的可利用性集体法益之非排他的可利用性来源于经济学上的新古典公共物品理论,该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根本特征在于“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该物品或服务无法排除那些不付费的使用者或排他成本过高,因而公共物品私人供给不足或无法供给,只能通过公共途径(通常指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所谓“非竞争性”,从供给的角度而言为提供给额外一个人的边际成本严格等于零,从消费角度而言是指额外增加一名消费者并不影响原有消费者所能消费的数量[5]。将集体法益与经济学上公共物品进行对比,可以得出非排他的可利用性之含义在于,该法益应能被潜在的所有社会成员所利用,且这种利用在个体之间并不相互冲突。以国家安全法益为例,基本所有公民都生活在国家的庇荫之下,国家安全并不排斥任何个人的享用,且任何公民在享受国家安全的同时,也并不侵犯他人对于国家安全的享有。反面例子则是财产法益,非公共物品的私人财产只能为部分特定公民所享有,且法律保护公民财产权意味着若有人侵犯他人财产将引起个体间的冲突,侵犯他人财产的行为依其具体的行为方式构成相应的犯罪。由此观之,若某一法益不能在社会所有个体中互不冲突地加以享有,则不能将其认定为集体法益。(二)具备不可分割性如果说非排他的可利用性是一种形式判断的标准,那么不可分割性意味着该种集体法益不能归属于具体的某一个或某些公民与团体,对集体法益作出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份额分割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某一集体法益能够被分割为不同份额归属于特定的社会成员,那么就意味着这种集体法益仅仅是个人法益的集合或某些团体利益的总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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