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社会治理重构

作者:张康之; 刊名:理论探索 上传者:王颖

【摘要】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建构起了以"民主""法治"以及由现代政府所承载的"公共行政"等为内容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然而,人类社会处在进化过程中,不会停留在某种状态而不发生变化。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型运动,意味着整个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构。在思考社会治理体系重构的问题时,我们应当认识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治理应当承担的任务和开展行动的条件都完全不同了,因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以及所要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将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完全不同,即建构以合作行动为特征的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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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拆迁”的问题上,西方人一直不理解。在西方国家,16世纪的建筑随处可见,而在中国,人们总是习惯建了拆、拆了又重建,有的人由此领悟出中国人不喜欢历史。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人实际上无比珍爱自己的历史。中国人喜欢拆迁是由其思维方式决定的,具体说来,源于中国人创作时的思维方式。以作画为例,西方人画油画是可以经过无数次修改的,直至完成;中国人在宣纸上作画,要么成画,要么变为废纸。所以,中国人对社会治理的态度是不断地否定、抛弃。即便是改革,实际上也是革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变革的问题提出来之后,也许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是有益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是与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同时启动的,特别是经历过几十年对西方的学习和研究,我们已经对画油画的技法了然于胸,而且对油画成画后的构图之死板僵化不甚满意。我们追求泼墨写意之畅快,也深谙景在画外之意境。因而,我们以改革的方式去造就一场革命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所要实现的就是一场革命。其中,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则是这场革命取得合乎历史进步要求之成果的保障。一、社会治理中的民主、法治与行政如果说统治体系不同层级间的关系是松散的,比如,把美国那种联邦体制看作民主的模板,那么,对于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中国,我们应当作出民主还是集权的理解呢?用吉登斯的话说,“传统中国的中央政府很少设法直接控制其各个省份,尤其是那些较为偏远的省份。当时,中国统治范围内的大部分居民都过着一种与其统治者完全不同的生活,无论是在文化还是在语言上,他们都与其统治者很少有共同之处”〔1〕14。如果在体制上把中国当时的社会治理结构称作是民主的,认为地方统治者(政府)有着自由和自决权,那么,人们都不会赞同。既然如此,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把集权的帽子戴到那个时期政治的头上呢?正如吉登斯所指出:“欧洲民族的兴起,尤其是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仅仅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现象。”〔1〕13民族是与国家一道兴起的,所以,学者们也把现代形态的国家称作民族国家。有了民族国家后,在政治体制建构过程中,才会遇到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也就是说,民主与集权的问题仅仅是与现代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为民主寻得古希腊的源头和把集权斥之为封建的政治糟粕,都是错误的。当然,对于近代早期的思想家来说,为了思想表达的安全和寻求传播、认同的需要,采取“托古改制”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要从古希腊和罗马中去寻找民主和法治的原型,但我们认为那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对于后世学者而言,启蒙思想的权威地位已经确立了起来,而且也成了社会建构的理论依据。如果还像启蒙思想家那样“托古改制”,闭着眼睛去谈论古希腊的民主和古罗马的法治,实际上,就只能说这种做法在思想上是不严肃的,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当然,在20世纪中期,当以阿伦特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思考民主政治转型的问题时,尽力淡化民主的制度和体制色彩,要求在行动的意义上重新定义民主,也确实产生了协商民主理论、公众参与理论等。但是,他们的所有思考都是在既定的民族国家框架中进行的,并不具有泛历史的普适性。就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对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冲击而言,也使得这些民主重构的思想失去了色彩。可以相信,一旦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取得积极进展,一旦民族国家的身形变得模糊、再模糊,关于民主、集权等问题的讨论也就完全失去了意义。阿伦特在谈到古希腊的法律时,特地引用了赫拉克利特关于“法律是城邦的城墙”的比喻,认为法律的功能类似于,“正如必须先建好城墙,一个可以辨认出轮廓和边界的城邦方能存在;同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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