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理论到田野民族志实践——新疆大学博士生导师邹赞教授访谈

作者:邹赞;阳玉平; 刊名:社会科学家 上传者:王雨存

【摘要】"文化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对英国文化主义的思考,既是为了从学术史梳理层面厘清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尤其是文化研究对于媒体文化时代文学批评生态的影响,也是为了回应当下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为何"、"如何"并"向何处去"等现实问题。如果要追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就必须避免将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当作元话语,而是应当立足本土视野,从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文化史的丰厚土壤中去捕获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访谈还关注文化研究的本土实践,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析田野民族志实践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以新疆兵团军垦第一代口述史为经典个案,阐明口述史的理论、方法及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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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赞(1979-),湖南衡阳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带头人、自治区十三五重点学科“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方向带头人。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2017年入选省部级高层次人才计划“天山英才”第二层次。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同行评议专家、教育部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专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1项、中国博士后第55批面上基金一等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第八批特别资助项目、自治区优秀博士后资助项目、自治区教学改革重点课题1项、教育厅课题2项。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文化研究》、《跨文化对话》、《当代电影》等期刊发表论文八十余篇,代表性论著有《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名家语丝WORDS FROM THE CELEBRITY从文化理论到田野民族志实践——新疆大学博士生导师邹赞教授访谈邹赞,阳玉平■阳玉平(以下简称“阳”):您曾经深入系统研究过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和理论方法做了精辟的阐述。一般认为,英国文化研究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葛兰西转向”等几个阶段,“文化主义”阶段凸显英国本土哲学的“经验”主义特色,“理论”的维度明显欠缺,甚至被后来者指责为“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您为何选择英国文化主义作为研究对象?邹赞(以下简称“邹”):应当说,中国大陆学者对英国文化研究的译介和研究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界在对大众文化以及方兴未艾的消费文化现象展开分析时,惊喜地邂逅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理论。随着“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先锋译丛”、“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传播与文化译丛”等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著作的译介,中国大陆在新世纪之交迎来了所谓的“文化研究热”。“文化研究”以其实践性、当代性、政治性、开放性、边缘性、跨学科性的学术品质,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格外受宠的研究课题。与此同时,以批判理论为特色的“文化研究”在欧美学院内部开始全面走向衰落,“文化研究”的发祥地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也在2002年被撤并重组。由于欧美国家遭受金融海啸的巨大冲击,加之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抬头,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有着粉红底色的“文化研究”逐渐丧失了赖以支撑的政治经济动力①。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Grossberg)、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本·卡林顿(Ben Carrington)等人开始反思文化研究,尤其是对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文化研究的“盎格鲁中心主义”进行重新评估,尝试结合新的历史语境激活“文化研究”的发展动能。新世纪以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在蓬勃兴起的同时,也遭遇多重困境,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都曾经专门撰文分析②。这些困境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文化研究”强调理论的语境化(con-textualize),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具有普适性,正如斯图亚特·霍尔的忠告,“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③;那么,“中国化”或本土的文化研究应当从西方文化研究汲取什么样的价值内涵、理论资源和操作方法?其次,无论是“研究‘文化研究’”(th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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