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慕雅德眼中的晚清浙江城市印象

作者:卞梁;连晨曦; 刊名:宁波工程学院学报 上传者:李海

【摘要】近代浙江城市因其"开发较晚、开埠较早、近代化程度较高"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性格,同时在共性中又包含各自的差异性,是晚清江浙风貌的重要构成。慕雅德(A. E. Moule)是晚清著名来华传教士家族——慕氏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他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多年,建树颇多。这位圣公会传教士用十余年时间详细考察了宁波、杭州、诸暨等地,用大量详实的描述与记录构建出同光年间浙江城市的群像,是当时西人"浙江城市观"的典型代表。同时,这也为更立体、更全面地研究浙江传统区域文化提供了有力补充。文章以慕雅德的"浙江城市观"为典型,在为浙江城市的文化积淀提供丰富史料的同时,探究近代西人在"他者"语境下"东方体系"的建构与再建构过程,以期丰富浙东文化史的相关研究。

全文阅读

0引言浙江城市因近代东南沿海开埠通商和口岸贸易的兴起而具备独特的城市特性。这种城市间的近代转变早在19世纪中期便已开始,此后在逐渐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影响下,达到发展的高潮。学者往往将中国城市近代化转变归纳为19世纪中期的最初萌发、19世纪后期的逐渐展开和20世纪前期的进一步深化三个阶段,同时强调其空间发展顺序表现为“由口岸城市到沿海城市,由沿海城市到内地城市的逐步扩展”[1],这也直接影响了那场“一批曾仇视改革、与改革为敌的人物完成了一场带有革命内容的改革”[2]。可见19世纪下半叶浙江城市的转变对我国城市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光年间,江南一带方志编纂虽然可称完备,但片面注重“大历史”史料的搜集使得其对城市文化及城市建设的记载多有疏漏;同时战事频发所导致的编志经费不足,也使得这一时期浙江各地文献中关于城市的描叙偏向于同质化、平面化、空洞化的描述,忽略了这一时期浙江城市的差异性。而恰恰在同一时期,得益于《天津条约》对西人来华权利的保障,大量西人出于不同目的来到浙江。他们通过书刊、照片等方式记载下当时浙江的人情风物,尤其是城门、街道、土丘等在中国人看来习以为常的东西。这也使得通过释读相关文献,“复原”这一时期浙江城市的面貌成为可能。更为难得的是,西人眼中的近代浙江城市印象对目前修复、还原本省城市面貌,突出城市特点,提升历史文化底蕴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1包容开放宁波城宁波一直是对外沟通的重要前哨。它位于杭州湾南岸东端,至19世纪中叶人口已达三十万,是中国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商港。17世纪以来英国船只屡次进犯此地并一度将其占领,1842年后宁波成为首批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1月开埠初期,已有诸多西人在宁波活动:伦敦会的美魏茶(WilliamC. Milne)于1842年至1843年曾在宁波居留数月;美国浸信传教会的玛高温(Daniel J. MacGowan)则于1843年底在宁波建立了第一个布道站。1861年,年轻的慕雅德带着新婚妻子艾格尼斯(Eliza A. Bernau)在算山登陆。宁波城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宁波城墙有六个城门,每个城门均有一个瞭望台,分别是永丰门、望京门、长春门、东渡门,盐仓门以及和义门。每座城门均由两扇覆盖着厚厚铁皮的木头大门组成,前方伫立着巨大的障碍物,同时门上有一把大锁。同光年间的中国,大多数城市间的运输依靠运河,各城市除了城门之外还有大量的水路入口以方便船只进出,不过有时会比城门关的早。水门上有铁闸门,通常只离水面六英尺,由于过于低矮,所以连最小的平底货船都过不去[3]。他曾多次看见错过回城时间的人们从那仅有的六英尺空间返回城内。可见当时宁波的城防设施在力求坚固的同时亦不乏人性化的设计。然而,宁波的城市面貌却难以让人满意:狭小的下水道堵住后只能依靠人力挖通,表面覆盖的青砖被暂时挖起,修理工们往往要在肮脏的环境中工作数小时,这也使得本已拥挤的街道更为狭小不堪。而主干道上的下水道情况则更糟,它们时不时地溢出污水,而且没有治理污水乱流的好方法。污水在宁波的主干道上肆意弥漫,也疯狂散布着瘟疫疾病。当宁波处在汛期或者沿海的风暴突然降临,大量的污水顺着街道流入江河,宁波的妇女习惯于用这样的水清洗衣物和食物。由此,当时宁波的卫生状况,以至于全中国的卫生状况也可见一斑。虽然身处城市,但是宁波人民的生活依旧十分困苦。孩子们在七、八月间几乎不穿衣,在夏天往往由于蚊子的侵扰而难以入眠,母亲们只能摇着扇子哄孩子入睡;在冬天他们只能裹着小棉袄或高领外套。劳动者的生活质量极其低下,特别是那些终年生活在船上的渔夫,“他们靠捕鱼为生,常

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

问答

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