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还是专业性:中国哲学作为“方式”

作者:李巍; 刊名:江海学刊 上传者:姚庆六

【摘要】将中国哲学预设为对象概念,即中国思想中能被"哲学"命名的对象或素材,必然引起命名资格的无尽争议,也就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但作为现代学术的中国哲学,不是对象概念,而是方式概念;它不应理解为中国思想中的哲学,而应看成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思想。证成这一点,将表明中国哲学是否成立,无关于合法性问题。因为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思想,并不预设中国思想中有"哲学",而是看对中国思想的研究——作为"哲学的方式"——是不是被作为现代学术的专业研究。因此,专业性而非合法性才是中国哲学的命脉所系。但长期以来,受限于中国哲学的对象概念,人们始终没有摆脱合法性问题的困扰。所以,要把观察视角从合法性转向专业性,首先要走出对象性理解的误区,揭示中国哲学作为"方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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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还是专业性: 中国哲学作为“方式” 李 巍 内容提要 将中国哲学预设为对象概念,即中国思想中能被“哲学”命名的对象或素材,必然引起命名资格的无尽争议,也就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但作为现代学术的中国哲学,不是对象概念,而是方式概念; 它不应理解为中国思想中的哲学,而应看成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思想。证成这一点,将表明中国哲学是否成立,无关于合法性问题。因为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思想,并不预设中国思想中有“哲学”,而是看对中国思想的研究———作为“哲学的方式”———是不是被作为现代学术的专业研究。因此,专业性而非合法性才是中国哲学的命脉所系。但长期以来,受限于中国哲学的对象概念,人们始终没有摆脱合法性问题的困扰。所以,要把观察视角从合法性转向专业性,首先要走出对象性理解的误区,揭示中国哲学作为“方式”的意义。 关 键 词 中国哲学 合法性 专业性 焦虑与选择 上世纪末延续到本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门学科自建立之初就存在的身份焦虑的集中爆发。虽然这一焦虑本身是复杂的,但限定在合法性的领域时,主要关涉命名的资格问题,即倘使中国思想能被称为“哲学”,究竟是在西方哲学的意义上说,还是在其他意义上说? 这个问题也能被分殊为二: 一是就命名对象来说,中 国古代有没有类似西方的哲学? 一是就名称本身来说,“哲学”是否只有西方的涵义? 而不论怎么回答,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身份焦虑是被定位成一种相对西方的文化焦虑; 因之,合法性讨论主要是以文化比较为核心的中西对话。而这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此项讨论不会有结果,因为一旦触及文化领域,就会牵涉许多隐含的价值与情感因素。这些被戴卡琳 ( Carine Defoort) 称为“敏感性”( sensitivity) 的东西①,不 仅会削弱相关论证的力量,更作为各种文化观点难以割舍的“前见”,使理性讨论变成立场之争。于是,摆在研究 者面前的选择似乎只有两个: 一是汉语学界呈现出来的,无论结果如何,讨论就此打住。不过人们依然觉得合法性是个“问题”,但大辩论的热情早已不再②; 另一则是呈现于海外学界的,确切说是以戴卡琳③、信广来④等人为 代表的选择,把合法性讨论本身当成素材,来分析沟通中西文化的实况与可能。虽然也曾得到响应,但同样少得可怜。故从总体上看,合法性讨论已经偃旗息鼓了。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的身份焦虑已经化解,毋宁说,是在合法性讨论之后再度潜伏起来,以俟新的爆发。比如近年来,中国哲学日益呈现的文献化、碎片化趋势,以及哲学系中发出的回归旧式经学的呼声,都是新爆发的征兆。以此来看,合法性讨论大概只是中国哲学的身份焦虑在特定时期的特定表现,而上述两种选择不过是回避问题的权宜之计。那么,是否存在第三种选择? 即是否有可能规避合法性问题的困扰,为化解中国哲学的身份焦虑找到新的出路? 本文对此抱有乐观态度,因为有理由认为,中国哲学的身份焦虑不在合法性,而在专业性,对前者的讨论难以为继,后者却一定能也必须被说清 49 楚。因为中国哲学首先是现代学术的产物,而对整个现代学术来说,专业性是基本要求,若其 不 能明确,则现代学术无从建立。应当说,专业性而非合法性才是中国哲学的命脉所系。问题在于: 人们为什么更关注合法性问题,却忽视了本来更重要的专业性问题? 我认为,除了与文化上的价值、情感因素相关,更因为对中国哲学的概念预设了一种极成问题的理解,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对象概念,指中国思想中能被“哲学”命名的对象或素材,或说是中国思想中的哲学。由此,就会导致关于命名资格即合法性的无穷争议。但实际上,作为现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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