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谓述和宽辖域

作者:陈波; 刊名:贵州省党校学报 上传者:李智霞

【摘要】本文先简要分析名称和限定摹状词的指示性用法和谓述性用法,并就克里普克的严格性论题的宽辖域论和严格化描述论进行反驳,然后通过指示性/谓述性区分和宽/窄辖域区分表明,卡普兰在反驳宽辖域论时犯了一个关键性错误:在假设名称与相应的摹状词同义后,仍然允许名称和相应的摹状词在两者都出现的语境中有不同的用法,因而指称不同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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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项的两种用法:指示和谓述 在本文中,“词项”仅限于名称和限定摹状词(简称“摹状词”)。下面,区分词项的两种用法: 词项在一个话语语境中被指示性使用,当且仅当它被用于挑选出该语境中的一个对象。 词项在一个话语语境中被谓述性使用,当且仅当它被用于描述该语境中一个对象的性质、状态或角色等。 我将论证,专名和相应的摹状词在不同话语语境中都可以被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 首先,考虑三个包含专名的语句: (1)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总统。 (2)假如他未曾受教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不会是亚里士多德。 (3)假如我当时是奥巴马,我会在美国更努力地推行个人强制医保。 (1)中的名称“唐纳德·特朗普”有指示性用法,指称唐纳德·特朗普这个人。(2)中的“柏拉图”和第一个“亚里士多德”也被指示性使用,各自指称古希腊一个具体的人。至于(3)中的“奥巴马”和(2)中的第二个“亚里士多德”,情况就很不一样:我们不能继续将它们解释为指示性用法,使它们各自指称现实世界中一个具体的人。否则,(2)会变成带不可能后件的反事实条件句,(3)会变成带不可能前件的反事实条件句,因为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是与自己不同的另一个人,而我也不能变成另一个人,即奥巴马。根据反事实条件句的正统观点,具有不可能前件的反事实条件句都自动为真,且无论后件如何。[1]按此说法,不仅(3)是真的,下面的(4)也是真的: (4)假如我是奥巴马,我会有一对翅膀。 这与我们关于(3)和(4)的直觉相冲突,而且也会挫败我们发展关于反事实条件句的特殊逻辑和语义学的动机。通常,我们认为(3)是合理的,甚至是真的,而(4)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假的。 在我看来,语句(1)-(3)在自然语言中是说得通的。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解释其中的词项及其不同出现。我认为,(2)中第一个“亚里士多德”有指示性用法,指称亚里士多德这个人,但第二个“亚里士多德”是用来表示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具有的性质、状态或角色等,例如是一位哲学家,是知识巨人,等等。因此,语句(2)的真值条件与如下的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条件相同:“假如他未曾受教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会不同于他实际上所是的那样:他可能不是哲学家,他可能不是知识巨人,等等”。(3)中的“奥巴马”用来表示“奥巴马这个人所占据的美国总统之位”,所以(3)的真值条件与如下的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条件相同:“假如我当时拥有奥巴马所占据的美国总统之位,我将会……” 其次,考虑两个包含摹状词的语句: (5)索尔·克里普克是《命名与必然性》的作者。 (6)1970年的美国总统有可能不是1970年的美国总统。 (5)中的“索尔·克里普克”和“《命名与必然性》的作者”都可以做指示性解释:该名称指称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也就是克里普克本人,而该摹状词也指称这个世界中的同一个人,所以(5)可以写成“a=b”。当然,“《命名与必然性》的作者”也可以作谓述性解释,就像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所作的那样,于是(5)的意思是:“有唯一个体写了《命名与必然性》,并且这个个体就是索尔·克里普克”。 (6)的情况有点复杂。假设我们将两个“1970年的美国总统”都作指示性解释,用它们指示同一个人:现实世界中1970年的美国总统,也就是理查德·尼克松。那么,(6)的真值条件将与如下的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条件相同:“理查德·尼克松可能不是他自己”,这必然是假的。如果我们将(6)的主词和谓词都作谓述性解释,那也得不到关于(6)为真的解读,因为(6)将意味着:“是1970年的美国总统”这个性质可能不是它自身。①【注文1】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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