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类型、公共福利与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地位获得——基于深圳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作者:吴贵峰; 刊名:南方人口 上传者:佟德志

【摘要】基于深圳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随机效应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考察了微观因素单位类型和宏观因素公共福利水平对城镇家庭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及其演变的贡献。研究表明:微观因素单位类型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地位获得上体制内单位具有明显优势;宏观因素公共福利的投入消减社会不平等和降低社会收入两级分化的功能主要在体制内体现;公共福利投入并没有发挥通过再分配缩减社会不平等的功能,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全文阅读

社会地位获得对于个体来说是随着时间序列经历的一个基本生命历程。然而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本身又是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获得的机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是个体与生俱来,或是后天努力创造,也可能是社会环境和制度的制约。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革,由建国初期开始施行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过渡转型。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时社会分配不平等和两级分化程度的加深逐渐显现,制度组织形式转型、公共福利的投入是否能发挥其缩小社会分配不平等和两级分化程度的功能和作用,是否能为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是本文所期望回答的核心问题。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1.1单位类型与社会不平等单位体制在中国是最具特色的城市组织制度,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权利与资源分配、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1]-[4]。中国市场改革对不平等影响的中介机制主要是单位,这一制度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依然持续[1][5][6][23]。改革开放前,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进入不同的单位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机遇,因而形成了个人对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这时的单位处于一个低度分化的状态[1][2][7][8]。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国家与市场双向互动的过程[9]。边燕杰等学者利用CGSS2003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再分配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壁垒持续至今,因而把国有和非国有作为分配和市场两个体制群体称之为体制内和体制外[10][22]。市场化进程中国有单位内部福利不断增加并日益成为一个利益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内部平等的同时群体间的差距逐渐拉大,是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制度因素[6][8][11]。围绕市场机制和权利分配的争论中,制度分析的作用得到了强调。基于此,笔者提出:假设1.体制内单位类型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公共福利与社会不平等经济建设型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和政府行政支出,公共服务型政府加大了对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福利方面的投入。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个人对公共福利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角色逐渐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由于公共福利的刚性,社会成员对政府的福利要求不断提高,政府为增加公共福利提供能力,也会不断增大政府规模[12]。地方政府由于存在官员升迁等自身利益,公共支出是否合适、公共支出是否减缓社会不平等还很难确定[13]。政府权力膨胀使“市场型”要素分配方式变异为“权力型”要素分配模式,导致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14]。1994年我国在城市开始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建立了医疗保险和公积金制度,此后基本形成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及相关社会服务组成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15][16]。但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分享不均,福利供给在单位间存在着二元体制分割[16][17]。政府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扩大是否有利于缩减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底层群体的向上流动,体制内单位享有更多社会公共资源是否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制度因素成为争论的焦点。基于此,笔者提出:假设2.公共福利的增加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3.体制内单位公共福利水平的增加对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研究设计2.1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方法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大都采用静态标准,即绝对指标进行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区域、研究时间和社会背景不同,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并且相差甚远。结合本文的研究数据和深圳市的具体情况,方便于对数据进行动态变化比较分析,本文选取徐建华等所运用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指标评价体系。统计部门用每年居民户人均可支配收入

参考文献

引证文献

问答

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