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当代反思

作者:邹广胜; 刊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上传者:王文吉

【摘要】在充分肯定儒家文化巨大贡献与价值的前提下,也不能美化,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评价和反思:一是儒家的主张哪些已经过时,哪些仍富有现实意义而今人并未达到;二是历代儒家在现实中的行为及其结果,是否做到知行合一。儒家对常情与现实利益、修身、亲情与家国同构的高度重视,对历史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也伴随着相对缺乏对理想未来、真理与科学、平等法治博爱的执著追求等局限性。评价一种文化的标准是其能否使绝大多数人幸福,我们不能迷信儒家文化可以解决中国文化所有问题,而要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与其他文化展开比较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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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文化价值的争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从当时的百家争鸣,尤其道家、墨家、法家等对其批评中就可看出。到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之后,关于儒家的争论更为激烈,与各种古今中西之争纠缠在一起,让人一时很难理清头绪。但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之意义如此重要,是从事思想学术探讨的人所无法回避的。特别是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来思索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一、从“知行合一”看儒家对儒家文化的很多讨论看起来都是老生常谈,但问题本身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就有必要继续探讨。儒家所说的很多道理,其实我们至今都未做到。不要说实现大同理想,这种思想境界恐怕是今日宣扬儒家文化的人都难达到的,即使是“日三省吾身”“人不知而不愠”,又有多少人能达到?既然很少,就说明这一教诲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现在更多是宣传与自我宣传、表扬与自我表扬,谈不上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比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更是相差甚远。至于儒家关于人生、社会的其他宏大设想,也是一样。儒家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提出了今日仍未达到、仍难达到的理想,对其研究学习不能局限在口头、书面、形式上,而要贯彻在行动上、落实在内心深处。对儒家文化的评价应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儒家的书面主张。应当结合现实与文化的发展来看,哪些已过时,哪些仍富有现实意义。二是儒家在现实中的行为及其结果。因为很多文化流派发展到最后,往往和原初的宗旨相差甚远,甚至背离原初的宗旨,而出现知行不一的问题,儒家也不能幸免。孔子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其实也是中西方仁人志士共同的原则,就是知行合一。孔孟和历史上其他伟大的哲学家一样,都是知行合一的。无论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他们都勇往直前,从不妥协,并不想把自己的理论当作获得荣华富贵的敲门砖。甚至可以说,孔子一生的困顿正是他知行合一的直接结果。反之,如果满口仁义道德,却仅仅是把漂亮的言辞甚至把孔子这样的先贤作为标牌、谈资、谋生的手段,还有什么所谓真假儒家可谈?就像鲁迅小说《祝福》所写,鲁四老爷标榜仁爱,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对祥林嫂却是讨厌、不能容忍,认为她是谬种,这已违背了儒家的“仁者爱人”。所以,评价儒家不能仅仅看十三经中的主张,看宋儒、明儒以至今儒的各种书面主张、言谈演讲,还要结合中国传统的史实,看儒家历代思想家具体的现实行为及其效果。不能像书斋里的浮士德那样,从书本到书本、从口号到口号,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自我满足了。历代儒家无论是对前代的发展,还是在对现实的适应中对前代的故意误读,大都采取“六经注我”的原则,各取所需,为现实利益服务,而不是按照当初孔孟设定的人生原则与社会理想对现实进行改造。即如朱熹这样的大儒,也要把孔子的“君子不党”改为君子“唯恐其党之不众”,以适应当时激烈纷繁的党争。bq01甚或也有鲁四老爷那样,慢慢偏离甚至背离了经典,走到了它的反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在今日儒家的讨论中较少触及,即要把孔子与后来的儒家思想家分开。处于艰难时世的孔子是边缘者,与后来步入权力中心的某些大儒是不同的。一个是知难行易,一个是知易行难,人生理念看似大致相同,实际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对社会有着不同的现实意义。孔孟强调“仁者爱人”,《论语·子路》还讨论了是否“一言可以兴邦”的问题。如果仁者爱人,一言兴邦,人人谦谨,自然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然而,人性与现实的丰富性及复杂性,决定了原则与书本对现实生活中人的影响并不具有根本意义。如果在现实中很难贯穿“仁者爱人”的基本原则,仅仅以书本、演讲、服装道具及各种表演仪式来展示儒家文化的存在,那就丧失了作为儒家的基本立场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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