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的理想与困窘——蔡元培看五四运动

作者:欧阳哲生; 刊名:史学月刊 上传者:唐春红

【摘要】蔡元培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关系,早为人们注意,且有大量的论证。陈独秀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第3版)陈独秀这番评论,可谓对蔡先生与五四运动关系的权威定位。但蔡元培本人在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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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之上。 “五四”记忆史的保留体现在主体、文本、空间、思想等方面,表现在人物记忆、学术记忆、地方记忆、公共记忆等各个方面,我们选择最为核心的记忆方面进行 历 史层面的梳理。学术记忆是持续的,也是随着社会演进话语体系变化较大的一个层面,百年的学术回眸,适时地对之进行学术再思考和评判可以推动此后学术研究的深化。作为记忆之主体,“五四”人物留下的记忆,经历了个人记忆、群体记忆、公共记忆、社会记忆到历史记忆的过程性,我们想 知道在演进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从个体记忆到历史记忆的过程性。在公共话语层面,各个时期的报刊舆论对“五四”之纪念,主题充满了变化的时 代感,这些公共舆论所构建起来的时代记忆无疑是解读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变化,“五四”记忆和精神在每个时间节点上都表现出最强的时 代精神。在空间意义上,五 四运动也构成为诸多城市记忆之一部分,省域的、地域的、城市的,无论哪个层面,都体现出地方记忆对“五 四”的地方价值和意义的重构。体现这些不同层面记忆史面相的是各种史料,只有大量收集,从中甄别,我们才能观察到“五四”记忆史之整个面貌、其中演进和重构之脉络、“五四”之时 代精神和永恒之青春精神。这些记忆史的研究和史料整理,将成为我们关注与研究的对象和领域,也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将历 史记忆重构为记忆史的书写。 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出发,记忆史的重构过程远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 历 史 书写。社会记忆对每一个民族来说,都是民族良知的具体彰显和流布。在这个意义上,在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基础上重构历史记忆乃是当下历史学的重要使命。在我们享受祖先馈赠之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同时,我们也正受用着“五四”以来先 驱哲人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从文言文流布的 古典之美到白话文 书写的新文学经典,同构起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源源不绝如江河奔涌之精神意象。郁达夫撰文纪念鲁迅时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 知拥护,爱戴,崇仰的 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怀鲁迅》,《文学》第7卷第5号,1936年11月1日,第754页)借鉴这句感人的肺腑之言,我们要说: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不能称得起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有 历史却总被遗忘,不能为其后人铭记,则是悲哀的、甚至是灾难的。从这里出发,为百年来一直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符号———“五四”———建造一座历史精神的博物馆,是梦想,是情怀,更是担当。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百年记忆史整理与研究”(18ZDA201) 收稿日期 2019-02-09 作者张宝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新文化的理想与困窘 ———蔡元培看五四运动 欧阳哲生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关系,早为人们注意,且有大量的论证。陈独秀曾说:“五 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 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第3版)陈独秀这番评论,可谓对蔡先生与五四运动关系的权威定位。但蔡元培本人在五四运动以后如何看待这一运动,似不见人们关注和深究。有关新文化阵营的主要 代表如何评价五 四运动,我曾发表《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2~241页),耿云志先 生发表《傅斯 年对五 四运动的反思———从傅斯年致袁同礼的信谈起》(《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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