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淄青镇与渤海国的良马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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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755)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朝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其中,平卢淄青节度使(淄青镇)在762年~819年和882年~903年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形成割据局面,尤其是从762年到819年的六十年间,淄青镇经历了侯希逸、李正己、李纳、李师古、李师道的割据统治。平卢节度使先在营州驻扎,安史之乱后,侯希逸“浮海入青州,据之,平卢遂陷,肃宗因以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卢冠使”。[1]3533淄青镇在李正已统治时期达到全盛,长期割据淄州、青州、齐州、登州、莱州、兖州、海州、沂州、密州、郓州、曹州、濮州等十二州,在唐朝各藩镇中经济、军事实力最为强大,拥兵十万余人。此时淄青镇经济繁荣,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同时,淄青节度使利用身兼唐朝的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的便利,负责淄青镇与渤海国和新罗的通商贸易、海道运输以及国事往来等事务,发展海运贸易,成为最强大的藩镇之一,淄青镇最终在李师道时期才被唐政府平定。

藩镇割据离不开强大的军队,而古代时期军队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骑兵的强弱,骑兵是古代社会军队的主体,因此马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后汉书·马援传》中记载:“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2]840恩格斯明确指出,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3]305-306因此,拥有大量的良马是各藩镇维持割据的物质基础。然而,良马多生长在游牧地区,在中原农耕地区,由于气候原因不利于马的生长和繁衍,人们认识到“犬马非其土性不畜。前代皆置牧与西北之地,藉其地气高凉。今单镇、原武置监,皆地炎热,马失其性”。[4]11102因此,处于中原农耕地区的淄青镇为了维持割据,必须引进良马。史载李正己时期,“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从渤海国引进了大量良马。尽管在文献中,有关淄青镇与渤海国良马贸易的史料较少,但是我们考察淄青镇与渤海国良马贸易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以及其在唐代中后期的地位和影响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拟以淄青镇与渤海国良马贸易为中心研究藩镇割据时代的良马贸易。

淄青镇与渤海国进行良马贸易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唐代中后期的政治格局以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密切相关。

(一)渤海国盛产良马且重视对外贸易,为淄青镇与渤海国良马贸易奠定基础。

唐朝时期,渤海国领土辖今丹东、沈阳、哈尔滨以东地区、今朝鲜平壤清川江以北的朝鲜半岛地区以及今俄罗斯海参崴以北的部分疆土,是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联合高丽人建立的政权。在渤海国存在的两个多世纪中,政治较为稳定,内外战争较少,与中原、日本、高丽及周边民族国家贸易往来频繁,在渤海国文王时期一度成为“海东盛国”。渤海国物产丰富,品种繁多,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地区性物产,在《新唐书·渤海传》中列举了渤海国的物产,有“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绸,位城之铁,卢州之稻,湄沱湖之鲫,丸都之李,乐游之梨”。[5]6183其中率宾府(现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的“率宾之马”,为渤海国朝贡品,可见渤海国有着长期养马的历史,且品种优良。

《唐会要》卷七二《马》“诸蕃马印”条对东北地区所产马匹有这样的记载:“契丹马,其马极曲,形小于突厥马,能驰走林木间,今松漠都督。奚马,好筋节,胜契丹马,余并与契丹同,今饶乐都督北。”[6]1546,1549可见东北地区的马匹品种较为优良,曾长期作为朝贡的物种进贡给中原王朝。《魏书·勿吉传》记载了朝贡之事:“太和初,又贡马五百匹。”[7]2220唐开元十八年(730年)二月和五月,渤海郡王大武艺曾连续两次遣使向唐朝贡马各30匹,史载“仁安十一年,贡马于唐二次,各三十匹”。安史之乱时,唐朝曾令大钦茂“今载十月,当击禄山,王须发骑四万,来援平贼”。[8]361此条史料提到发骑四万,那么可以推测渤海国不止拥有骑兵四万,其马匹至少在十万以上,充分证明渤海拥有一支强大骑兵和大量良马。另外,从后世养马的繁荣可以见证渤海国养马业的兴盛,宋朝的苏颂在《契丹马》一诗写到:“边林养马逐莱蒿,栈皂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的材驹事力豪。略问滋繁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诗前小注说:“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三二人而已。”[9]175《辽史·食货志上》也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10]923 “旧俗”说明这种风俗形成已久,极有可能在渤海国时期就已经形成这样的风俗,以马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标志的现象存在已久。一般情况下,后世所描述的风俗往往不是短时间形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积淀的结果,渤海国畜牧业的繁荣从后世的繁荣可见一斑。

渤海国还十分重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据《渤海国志长编》卷一七《食货考四》记载:

“(渤海国)僻处东北,其地濒海,气候严寒,故多产鸷禽、异兽、文石、鳞介、药材,饥不能常食,寒不能尽衣,而往往为中朝殊方之所贵。重释通使,轮蹄四达,即以所产之物辇之各国,以易米、粟、布、帛,为国人日用之需。盖立国二百余年中,无一日不如是也。虽其国之南部亦产稻、绵,中部亦产粟、麦,然为量至少,不足于用,仍有待于邻国之输将。”[11]380

纺织品和粮食的短缺迫使渤海国必须与邻国进行贸易。“如果增加的马匹不能用以获得内亚经济所没有的货品,马匹的无限增长就并不是好事。因此马的交换价值就非常大”[12]115。生活物质的需要和马匹巨大的产量决定了渤海国十分重视与其他文明的商业贸易。总之,渤海国既盛产中原农耕地区所需的良马,又重视商业贸易,为淄青镇与渤海国的良马贸易奠定了基础。

(二)安史之乱后平卢军南下,使淄青镇地区出现胡化现象,增加了对良马的需求。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指出:“侯希逸至少其母系出自高丽,虽其初不从安禄山之命,然其种族固含有胡人血脉,其部下兵众亦是胡化集团。是以自李正己袭夺其业后,淄青一镇亦与河朔同风,遂为唐代中央政府之巨患。推求其故,实由其统治者本从河朔胡化集团中分出者也。”[13]222平卢军原驻扎在营州,属于胡化严重的河朔地区,平卢军的南下使得淄青镇地区胡化严重,陈寅恪先生在《读书札记一集》李师道条中,对淄青镇的胡化有这样论述:“伊阙、陆浑二县山棚乃游猎为生,盖胡人部落生活。訾嘉珍、门察之姓名亦不类汉人。”[14]177淄青镇的胡化使得其军士骑射技术娴熟,骑兵力量强大,增加对良马的需求。

(三)淄青镇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良马贸易的来源。

河朔地区为卢龙军节度使、横海军节度使、成德节度使以及魏博节度使所控制,尤其是营州地区作为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路上交通的枢纽被卢龙军节度使所控制,且在渤海国与河朔地区之间还有契丹的势力存在,因此,淄青镇限于格局形势也只能通过海路从渤海国引进良马。

《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下》对登州海路有详细的记载:

“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渌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自鸭渌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溯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15]1147

樊文礼在《登州与唐代的海上交通》一文中指出,东北地区先后因契丹反唐、安史之乱以及河朔三镇的长期割据,从而使“营州道”屡屡受阻,因此,在唐与渤海的相互往来中,大多是从登州海路通行。登州界内另外两条重要的航海线,一条是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的南下航线,另一条是到达辽东半岛都里镇等地的北上航线。[16]27通过这条航线,淄青镇统治者李正己从渤海国引进良马,“岁岁不绝”。

淄青镇与渤海国良马贸易的形成有一定的现实条件,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航海技术和海运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一)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淄青镇在良马贸易中有很大的主动权。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权力弱化,而朝廷又极力试图维持东亚秩序以保持宗主国的地位,遂出现藩镇代行中央外交权的现象。在李正己统治淄青镇时期,“朝廷因授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赐今名”。[1]3534尽管淄青镇只被授权负责对新罗、渤海两国的外交事务,但由于掌管着辖区内的陆运、海运,因此对新罗、渤海两国海外贸易也在淄青镇的管辖之内。而且,在藩镇割据时期,尤其是河朔割据型藩镇无视唐朝廷政令,完全掌管一方军事、政治、经济,因此淄青镇完全可以利用职权进行与渤海国的良马贸易。《渤海国志长编》也记载:“代宗以后,置渤海馆于青州,以待渤海之使,其交易船舶,亦泊于是。”[11]547代宗在位期间正是李正己统治淄青镇时期,渤海馆的设置,使青州成为代表朝廷负责对渤海联络的政府机关和开展对渤海国海外贸易的重要基地,为淄青镇和渤海国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淄青镇便可以“合法”地引进渤海国的良马。

(二)淄青镇与渤海国同步强盛,为良马贸易提供优越的政治形势。

公元737年,渤海文王大钦茂继位,在位56年之久,期间渤海国势日盛,积极吸收中原文化,模仿唐朝建立典章制度,大兴文治,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其在位期间正是侯希逸、李正己、李纳统治淄青镇的时间,淄青镇的兴盛恰逢渤海国的强盛,因此淄青镇与渤海国发展良马贸易具有优越的政治形势。

(三)唐代造船业和渤海海运的发展为淄青镇从海路引进渤海国的良马提供技术保障。

青州历来为造船地区,早在三国时期,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便“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17]109十六国时期,后赵的石季龙在“青州造船数百,掠缘海诸县”。[18]2038隋朝的元弘嗣“往东莱海口监造船”。[19]1701造船业的发展为唐代发展海运提供技术积累,唐代时期,我国远洋航行的海舶,以船身大、容积广、构造坚固、抵抗风涛力强以及船员航海技术纯熟,著称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大的船舶长达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载货万斛。[20]121-125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21]25可见,唐代时期的造船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完全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海运。

唐代之前,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就有往来,王赛时的《古代山东与辽东的航海往来》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航海往来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22]这一时期渤海海运的庞大规模可以通过一系列史料所反映,据《旧唐书》记载,开元十四年(726年)七月,“沧州大风,海运船没者十一二,失平卢军粮五千余石”。[1]1358此次沉没船只仅占总船只数量的十分之一二,就损失粮食五千余石,可以推算全部军粮应该在三到五万石左右,可见渤海海运规模之巨大。另外,同书《阳惠元、邢君牙列传》记载:“阳惠元……后与田神功、李忠臣等相继泛海至青、齐间,忠勇多权略,称为名将”。“邢君牙……充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反,随平卢节度使侯希逸过海,至青、徐间。”[1]3914,3925平卢军是通过海路进入青州境内,这一方面说明海运的规模十分庞大、海运技术成熟,同时也说明马匹完全适应海路运输,淄青镇通过渤海海路引进良马在这一时期是没有技术问题的。

淄青镇与渤海国的良马贸易不仅仅是两个政治实体间的商业往来,更具有多元文明互动的因素。中原汉族、靺鞨、高丽以及粟特等族群在这种贸易中的互动不可忽视。

(一)侯希逸、李正己的种族在良马贸易中的因素值得注意。

据《旧唐书》记载:“李正己,高丽人也。本名怀玉,生于平卢……希逸母即怀玉姑也。后与希逸同至青州,累至折冲将军,骁健有勇力。”[1]3534陈寅恪先生在《读书札记一集》李正己条中特别指出“侯希逸亦至少半种高丽人”。[14]176而渤海国也有大量的高丽移民,史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15]可以说淄青镇的李氏家族和渤海国本出同族,因此,高丽遗民很有可能参与了淄青镇与渤海国之间的良马贸易,种族的认同以及高丽遗民对于渤海海路的熟悉促进了淄青镇李氏家族与渤海国进行良马贸易。

(二)粟特人在淄青镇与渤海国之间的良马贸易中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粟特人善于经商,“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1]6179粟特人十分善于依附政治强势人物,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一定政治地位,从而有利于发展商贸活动,其贸易触角遍及各地。粟特人曾参与契丹人李尽忠、孙万荣反唐,失败后追随大祚荣,曾参与渤海建国过程,在渤海国的民族构成中,粟特人也占有一席之地。王小甫认为:“近年人们在渤海国赴日使团的名单中,发现了出身史国的粟特胡人史都蒙、史道仙(随史都蒙使日),以及出身安国的粟特胡人安贵宝(随高南申使日)、安欢喜(随贺延福使日)、安巴坚等人的名字。”[23]张碧波认为“这些粟特人均原是营州地区的粟特移民”。[24]可见,渤海国的粟特人依然在对外交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不难推测,粟特人利用这种便利发展贸易,获取利润。

另外,平卢军原驻扎营州,营州也是粟特人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胡化严重的区域,据《旧唐书》一八五下《良吏传宋庆礼传》记载:

初营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带奚、契丹,则天时都督赵文翙政理乖方,两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后移于幽州东二百里渔阳城安置。开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归附,玄宗欲复营州于旧城,乃诏庆礼等更于柳城筑营州城,俄拜庆礼御史中丞兼检校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幽州及渔阳、淄青等户,招辑商胡,为立店肆。[1]4841

陈寅恪先生根据这条史料认为“此必其时营州区域之内或其近傍颇有西域贾胡,庆礼始能招辑之也。故营州一地在开元以前已多中亚胡人,可知之矣”。[13]217平卢军南下之后,淄青镇依然保留胡化色彩,同粟特人保持千丝万缕的商业联系,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粟特人和高丽人很有可能都参与了淄青镇与渤海国之间的良马贸易。总之,通过这种贸易,我们可以看到,中原汉族、高丽、靺鞨以及粟特等族群在东北亚地区的广泛互动。

淄青镇与渤海国“岁岁不绝”的良马贸易对淄青镇以及其他藩镇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首先,淄青镇成为实力最强大的藩镇之一,良马贸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历年间,李正己统治的淄青镇兵力达到十万,渤海国良马的引进增强了淄青镇的军事实力,尤其是亟需良马的骑兵,骑兵的强大为淄青镇成为割据型强藩奠定基础。

其次,淄青镇引进良马之后与其他藩镇进行贸易,既充实了淄青镇的财政实力,也增强了其他藩镇的实力。尽管唐代中后期处于藩镇割据局面,但是各区域间的商业却十分繁荣。吕思勉先生曾指出:“通工易事,势不可一日辍也,故当海宇分崩之际,商贾仍无时而不通。”[25]651商业贸易不因藩镇割据而中断,反而因各藩镇的财政需求以及中央控制的减弱呈现更加繁荣的趋势。淄青镇在全盛时期估计消耗军费二百四十万贯,[26]216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才能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商业活动和商业利润对藩镇增加财政收入、维持割据有着重要的意义,淄青镇也不例外,淄青镇统治者甚至亲自与商人合作,保护商业,从中牟利,据李商隐的《齐鲁二生·程骧》记载:“(李师古)贪诸土货,下令恤商。郓与淮海竞,出入天下珍宝,日月不绝。”[27]8150商业贸易为淄青镇带来了大量财富,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28]7263唐代天宝年间铸钱额为二十二万七千缗,是唐代的最高记录,[29]488可以推测李正己财力之雄厚,甚至超过中央朝廷。

淄青镇与其他区域尤其是江淮地区也进行广泛贸易,来自渤海国的良马应该是重要商品之一。据《太平广记》记载“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买易往来者”。[30]4097尽管此条记载发生在乾符年间,已经去淄青镇割据时期六十余年,但是江淮河朔之间的广大地区商业往来十分密切应由来已久。早在安史之乱之前,东南地区就开始成为唐王朝重要的的财政来源,安史之乱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带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国之虚盈,于是乎在”。[31]5422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中将江淮地区的藩镇归类为东南财赋型,可见江淮地区经济的繁荣。

唐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得“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32]726从河朔到江淮广大地区商业贸易的繁荣,淄青镇从渤海国引进良马的积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虽然史料中没有记载淄青镇与渤海国良马贸易中用何种物品交换马匹,但是一般情况下,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主要用丝织品交换马匹。

渤海国盛产良马,然而由于“僻处东北,其地濒海,气候严寒”,“饥不能常食,寒不能尽衣”,“以所产之物辇之各国,以易米、粟、布、帛,为国人日用之需”。[11]380丝织品为渤海国所必需,而淄青镇发达的的纺织业和繁荣的商业能够满足渤海国的需求,为良马贸易提供物质保证。

淄青镇所辖地区的主体是古代的齐鲁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33]1660可见汉代时期,山东地区的纺织业就较为发达。唐代,山东地区仍然是重要的丝绸布帛产地,《唐六典》按照产地将丝绢优劣分为八等,其中淄青镇所辖曹州所产丝绢为第二等,海州、泗州、濮州、徐州、兖州等地所产丝绢为第三等,齐州、郓州、棣州所产丝绢为第四等,淄州、青州、沂州、密州所产丝绢为第五等。淄青镇不仅仅所产丝绢质地优良,还盛产棉织品,登州、莱州、密州出产赀布。[34]541淄青镇盛产丝绢布帛为淄青镇和渤海国进行良马贸易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良马贸易也刺激了纺织业的繁荣。

在唐代的商业贸易中,丝织品充当货币的职能,在与周边民族的商业贸易中,也主要用丝绢布帛换取马匹等物品。据开元二十二年(734)颁布的《命钱物兼用敕》记载:“货物兼通,将以利用,而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贱本贵末,为弊则深。法教之间,宜有变革。自今已后,所有庄宅,以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31]386宪宗元和六年(811年)诏:“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匹段。”[1]2102文宗大和四年(830)诏:“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15]1390丝织品的货币功能既促进了淄青镇的纺织业,也促进了淄青镇和渤海国进行良马贸易。此外,淄青镇与其他藩镇的商业贸易使淄青镇获取大量丝绢布帛,“淄青、兖郓等道,往来粜盐价钱,近取七十万贯,军资给费,优赡有余”。[1]2109淄青镇巨大的财富为其与渤海国的良马贸易奠定了物质基础。

淄青镇和渤海国的良马贸易尽管可能只存在了几十年,但是对中晚唐政治格局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淄青镇和渤海国良马贸易促进了渤海海运贸易的发展,尤其是登州港因此而兴盛,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海路联系加强了。不仅如此,因登州港的兴起,北方与南方的海运也繁荣起来,在大运河之外有了新的南北通道。这种贸易对中国古代地理格局产生了较大影响,是中国地理格局从东、西互动转向南、北互动的表象之一,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场域从西部转向东部的表象之一。

其次,以良马贸易为纽带的河朔、江淮商业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中国东部、南部的商品经济,尤其促进了南方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大批良马通过山东半岛进入南方,扩大了各藩镇的军事实力,为唐末五代的分裂格局埋下伏笔。

第三、淄青镇和渤海国良马贸易使得登州港兴盛,登州港在联系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中作用日益明显,以淄青镇与渤海国的良马贸易为中心形成了渤海海运贸易圈,山东半岛的经济地位由此开始上升。唐亡之后,登州港依然是良马贸易的重要港口,史载五代时期后唐同光二年(924年),“黑水兀儿遣使者来,其后常来朝贡,自登州泛海出青州”。[35]920《册府元龟》也有同样的记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八月,青州市到黑水蕃马三十匹”。“长兴二年五月青州奏:黑水兀儿部至登州卖马”。[36]11728可见,淄青镇结束统治之后,东北地区的良马依然通过海路进入山东境内的登州港。

第四、淄青镇和渤海国良马贸易促进东亚贸易体系的形成,陈尚胜在《东亚贸易体系形成与封贡体制衰落——以唐后期登州港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淄青镇的李氏家族主导的海上走私贸易引导出九世纪后期普通商人从事海上国际贸易,[37]55-71而良马贸易可谓是此贸易体系的肇端。

结语

安史之乱导致了淄青镇的出现,平卢军的南下不仅仅带来了强大的军队,也将河朔地区的胡化之风带到山东半岛,淄青镇骑兵的需求和渤海国对丝绢布帛的需求共同促进了淄青镇与渤海国的良马贸易产生。唐代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海路运输的发展为这种贸易提供了技术支持,侯希逸和李正己的高丽血统以及渤海国中的高丽遗民和粟特人共同推动了良马贸易,地理的屏障无法阻断不同文明之间物种的交流与互动。

淄青镇与渤海国的良马贸易使得淄青镇成为最为强盛的藩镇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河朔割据的局面,同时因为河朔江淮间的贸易促进了中国东部、南部经济的发展。良马贸易使登州港崛起,成为继大运河之后南北交通的又一个通道,加速了山东半岛的开发,使得山东半岛逐渐摆脱边缘的角色,加速南北之间的互动,东部地区也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互动的场域。良马贸易成为东亚贸易体系的肇端,渤海、黄海的海上贸易从此发展起来。

总之,淄青镇与渤海国的良马贸易尽管只持续了几十年,但是对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局面以及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对于促进山东半岛的开发以及东亚贸易体系的形成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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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信息

【作者】 李光宗  高冰 

【关键词】淄青镇 渤海国 良马贸易 

【出版日期】2017-01-01

【分类号】F752.942

【摘要】唐代藩镇割据时期今山东地区长期为淄青镇所管辖,淄青镇与东北地区的渤海国通过海运进行良马贸易,渤海国盛产良马以及造船技术和航海的进步为这种贸易奠定基础,河朔地区的胡化、侯希逸和李正己的高丽血统以及渤海国中的高丽遗民和粟特人推动了良马贸易。淄青镇与渤海国的良马贸易不仅仅使淄青镇成为最为强盛的藩镇之一,加剧了藩镇割据,而且加速了山东半岛的开发,与河朔江淮间的贸易共同促进了中国东部、南部经济的发展。这种贸易对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局面以及经济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亚贸易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