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资源类型:pdf 资源大小:580.00KB 文档分类:历史、地理 上传者:梁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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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汪谦干 

【关键词】中华民国史 中青年学者 研讨会 综述 

【出版日期】2003-02-15

【摘要】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40年代的中国”。本文从民国政治、民国经济、民国社会与文化、民国人物等几个方面对这次会议主要内容进行综述

【刊名】安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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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第二次中华民国史中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2年 12月 12日至13日在南京举行 ,会议的主题是“40年代的中国”。到会的学者有 60余人 ,共收到论文 40余篇。本文拟对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进行综述。一、民国政治研究2 0世纪 40年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它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实现了由民族战争向民主革命战争的转变。过去有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研究成果较多 ,但往往从特定的视角出发思考问题 ,缺乏整体性。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对 2 0世纪 40年代的中国做了总体性的思考。他认为 ,在 40年代 ,中国的主题是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抗日战争胜利 ,使中国民族独立的目标基本实现。但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 ,坚持独裁统治 ,并妄图用武力消灭共产党 ,致使内战硝烟再起 ,使中国丧失了迈向现代化的机遇。在 40年代 ,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 ,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并在解放战争中赢得了胜利。但中共在新中国建立后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未能自觉地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推动者 ,从而使我国走上了一条艰辛、曲折的道路。总之 ,40年代的历史对国共两党都是严峻的考验。通过对 40年代历史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个执政党的政策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发展。陈景彦(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 )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日本战败投降问题。他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对日本战败和对日本的投降所起的作用不应该混同。日本投降的基本原因可以说就是其战败的结果 ,这里有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的原因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日本投降的直接原因中 ,中国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不能说是主要的 ,至少不能说是首要的原因。在这次研讨会上 ,有较多的学者研究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政治决策及执行情况。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研究了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初期因应的全过程 ,认为它有得有失。当胜利不期而至之时 ,国民政府尚能予以较为迅捷之因应 ,并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下大体掌控着纷繁之局面 ,重建其对收复区之统治。但也有明显的失策 ,主要表现在接受缺乏事先周密规划 ,并有若干私心自用之政策 ,从而使其本因胜利而得来不易之声望 ,忽由高峰而低谷。同时 ,对中共挑战之因应缺乏总体战略 ,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之企图未能实现 ,军队部署在付出相当代价后仍不尽理想。田玄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对 2 0世纪 40年代第一个五年中国民党组织基础整合绩效进行了估价 ,认为在前 40年代 ,尤其是 192 7年国民党分共“清党”后 ,总体上党基扩大 ,实际上是与党脱节的军人基础的扩张。再造党基的高层决策虽出自 3 0年代末 ,但急剧扩大始于 40年代。这时期国民党党基貌似年年膨胀 ,实际上其组织基础却呈现出年年崩塌的状态 ,党基的薄弱化和虚伪化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王奇生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以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前后为视点考察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派系角逐与权力嬗蜕。他认为 ,与 3 0年代相比 ,40年代的派系更趋多元化和公开化 ,冲突更加肆无忌惮和毫无节制。随着派系斗争的推演 ,中委名额逐届递升 ,衍变为“中央执行委员愈多 ,则党的纠纷愈增加 ;党的纠纷愈增加 ,则中央执行委员愈多”的循环局面。六大在将国民党派系纷争推向极至的同时 ,亦预示着国民党江河日下的颓势和无可挽回的末运。杨奎松 (北京大学历史系 )从新的角度研究了皖南事变善后及后果。他认为蒋介石、国民党实际上并未有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地消灭新四军军部的蓄谋。事变的发生固然存在着某种必然性 ,因为它与国民党坚持要求中共军队限期北移的强硬态度有关 ;但它也具有相当的偶然性 ,因为它与中共方面基于对国民党的高度戒备心理 ,必欲选择一条出乎国民党人意料的北移路线有关。因此 ,事变的发生 ,并非在国民党人的计划之中。事变发生后 ,蒋介石试图缩小事变的影响 ,并非像有些研究者所说 ,是有意在更大范围对中共动武。换言之 ,并不存在着美英及国际舆论的反对和日本人的突然进攻 ,打乱了国民党人发动更大规模的“剿共”战争的阴谋的情况。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认为 1940年代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一直是积极进取的。抗日战争爆发后 ,尽管忙于对日作战 ,国民政府依然确定了“对藏固有主权决不放弃”的政策 ,制定了“在政治上扶持热振 ,使亲汉派渐握实权”的计划。抗战胜利后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力图利用“四强”的国际地位和英国即将退出印度的机会 ,以允许西藏地方实施高度自治为原则 ,加强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的关系。但由于在处理热振事件上的失策 ,国民政府在西藏僧俗各界的威望急剧下降 ,其所制定的西藏政策无法实行 ,最终导致西藏当局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 ,于 1949年发动了驱汉事件。江沛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评述了抗战时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对此问题 ,台湾学者主要持肯定的态度 ,大陆学者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深入探讨了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的弊端 ,充分肯定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力求客观地考察蒋介石试图以知识青年从军为契机 ,改造社会风气 ,树立国民政府权威并对国民党振弱起衰的初衷 ,对三青团在从军运动中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也进行了如实分析。朱庆葆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分析了抗战后国民政府禁毒工作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抗战后国民政府继续开展禁毒工作 ,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但在全国众多省份 ,尤其是远离国民政府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 ,毒品已成为地方势力的象征 ,许多地方军政官员与土豪劣绅沆瀣一气 ,互相勾结 ,对中央的禁毒举措阳奉阴违 ,甚至公然对抗 ,致使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的禁毒法规与举措化为泡影 ,禁毒工作仅仅是中央政府一厢情愿的“独角戏”。事实上 ,西南等地区毒品泛滥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对 1946年发生的沈崇事件的对策。认为事件发生后 ,中共地下党将其引向要求美军撤离、反对支持内战、揭露政府奴性软弱等方面。对此 ,蒋介石指示 :对中共扰乱我后方社会 ,应指明其叛国害民之罪恶 ;中美国交与关系 ,不能以美兵个人罪行而妨碍破坏 ;统一内部之言论行动。但是南京当局的机构与人员对事件的处理不得力。可以说 ,围绕沈崇事件的处理 ,南京政府在政治上、潜在的军事上都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薛恒 (南京大学历史系 )分析了国民参政会的性质。认为国民参政会既非咨询机关亦非民意机关 ,确切地讲 ,它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设立的中央咨议机关。咨议 ,是咨询、议事和督政的结合 ,超出咨询之责 ,未及议会之权。联合国的创建 ,是 2 0世纪 40年代的一件大事。洪小夏 (华中理工大学 )认为联合国的创建过程 ,下限应在 1946年 12月即联合国一大第二期会议结束。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依据档案史料 ,以 1941—1946年为时限 ,以重大事件为中心 ,评析了中国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主要活动。40年代的东北具有特殊的地位 ,中外学者对此都有研究。步平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提出 40年代的东北只有放在东北亚这个大环境中考察 ,才能理解东北对日本扩张的意义、合理分析从华盛顿体系的多极均衡格局到雅尔塔体系的两极格局的变化、对日本右翼的“大东亚战争”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进行准确地批判。朴宣泠 (韩国浦项工科大学校教养学部 )从国共双方对东北的认识来看 1945— 1949年的内战。他认为 ,只有把东北地区作为当时世界“变化核心”来看 ,才能正确认识东北地区的作用。他还阐述了在东亚历史上东北地区的地位、国共两党对东北的认识 ,分析了共产党逐渐掌握东北地区主导权的原因 ,讨论了共产党取得胜利的要素。南京大屠杀问题依然为学者们所关注。郭必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近发现公布的档案研究表明 ,国民政府在南京大屠杀暴行期间就对之进行了强烈谴责 ,并组织了一系列公开的或秘密的外交、外宣活动 ,揭露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 ,请求国际组织和友好人士声援 ,以阻止日军对南京人民不断扩大的残暴兽行。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院 )介绍了战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他说 ,从 1945年底到 1947年初 ,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多个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 ,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虽然该调查材料还存在一些缺失 ,但其所得完全可以确认南京大屠杀案的成立。战后日本对华赔偿问题是中日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宋开友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分析了战后日本对华赔偿的演变 ,认为它与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 ,也与中国国民政府力量消长、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当局对日本的有意扶持、日本方面由于战后经济困难而消极抵制等因素紧密联系。由于美国的强力运作 ,日本对华赔偿在实施了极小部分后即告结束 ,使日本得以避开严厉的战争惩罚。这是极不合理的 ,由此引发的后果极为复杂。川岛真 (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部 )也探讨了战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理 ,尤其是赔偿问题。他认为国民政府当时对赔偿要求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后因国际政治的变动以及国共内战的失败 ,使得调查结果没有发挥作用 ,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赔偿要求。但赔偿委员会等的调查结果 ,决定了到中日建交为止的对日赔偿要求的架构。在 2 0世纪 40年代 ,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采取的一些重要举措。如高华 (南京大学历史系 )探讨了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改造与政治运作。他认为毛泽东在历时几年的整风运动中 ,运用“和风细雨”和“急风暴雨”两种方式 ,领导进行了一场全党思想的除旧布新工程 ,不仅完全确立和巩固了其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 ,还将自己的理论、概念深植于全体党员的意识之中。从此 ,一种全新的人———具有“革命圣者至善性格”的无产阶级“新人” ,开始出现在延安及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作者试图通过再现历史场景 ,揭示毛泽东的思想层面和政治操作层面的互动关系 ,认为这不仅有助于人们加深对毛泽东政治运作模式之复杂性的认识 ,对考察2 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内在机制也不无裨益。二、民国经济研究在这次讨论会上 ,有不少学者研究了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姚群民 (晓庄学院历史系 )评述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工商业的团体管制。认为它适应了战时体制和统制经济的需要 ,对集中全国物资和人力 ,增强抗战能力 ,有着积极意义。其不足之处是它仅仅依靠行政手段 ,未能从根本扭转经济的恶化和市场的混乱 ;它还借管制之机加强了对民营工商业的盘剥。张立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评述了抗战后期国统区盐政改制。她认为以往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盐政方面的措施贬斥颇多 ,这与战时大后方的实际情况不符。国民政府当时还是努力兼顾国计民生的。抗战后期国统区盐政改制对支持战时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杨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评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公债政策 ,认为战后公债清理与发行政策 ,由于没有顾及到战前战时民众对国家财政与公债政策的支持及曾经作出的牺牲 ,没有根据战后物价与通货膨胀指数的攀升进行调整 ,仍按照战前战时的面值来偿还 ,以战后币值来发行公债 ,损害了国民的利益 ,并导致战后公债的发行一筹莫展 ,信用丧失。吴志华 (南京大学 )探讨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解决公路运输的燃料的措施。主要是开源、节流、发明与使用代用品。他认为战时大后方公路运输的燃料问题非常严重 ,经过国民政府不懈努力 ,尚能维持 ,其成效值得肯定。郭红娟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系 )分析了资源委员会国营事业经营理念。认为资源委员会的官员们意识到贫穷落后的中国要迎头赶上 ,首先要从工业化着手 ,工业化应以重工业为基础 ,重工业以国营为原则。正是由于资源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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